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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韓國 AI 聯盟:3 億美元全球基金重塑亞太 AI 版圖

在全球 AI 競賽日趨白熱化的當下,新加坡與韓國宣布締結正式 AI 聯盟,韓國更承諾在 2030 年前於新加坡設立 3 億美元全球 AI 聯合開發基金。這項史無前例的雙邊協議,將 Samsung 的半導體實力與新加坡的金融科技生態深度綁定,正在亞太 AI 版圖上劃出一條新的戰略軸線。當美中歐三方仍在角力之際,亞洲的「中等強權」正以聯盟之姿開闢第三條道路。

聯盟的誕生:為何是新加坡與韓國?

新加坡與韓國的 AI 聯盟並非偶然。這兩個國家在經濟結構、技術專長和地緣定位上展現出高度的互補性,使這次結盟成為一道精密計算後的戰略方程式。

韓國擁有全球半導體產業的命脈。Samsung Electronics 作為全球第二大晶圓代工廠和最大的記憶體晶片製造商,在 AI 晶片供應鏈中佔據無可替代的位置。Samsung 的 HBM(高頻寬記憶體)晶片是訓練大型語言模型的關鍵零件,而 SK Hynix——另一家韓國巨頭——更在 HBM 市場中與 Samsung 合計佔據超過 90% 的全球份額。換言之,如果沒有韓國的記憶體晶片,全球 AI 模型的訓練和推理基礎設施將面臨根本性的瓶頸。

新加坡則代表着另一種類型的 AI 競爭力。作為東南亞唯一的已開發經濟體,新加坡早已將自己定位為區域 AI 樞紐。其優勢不在於硬體製造,而在於制度環境——穩定的法治、優惠的稅制、世界級的數據中心基礎設施、以及作為東南亞門戶的地理位置。Google、Amazon、Microsoft 等科技巨頭均在新加坡設有重要的 AI 研發中心或亞太總部。新加坡國立大學和南洋理工大學在 AI 研究領域的排名也穩居亞洲前列。

韓國帶來了晶片、新加坡提供了生態——這不是兩個弱者的抱團取暖,而是兩種截然不同的 AI 競爭力的精準對接。在全球 AI 版圖中,硬體和軟體的跨國整合正在成為新的競爭單位。——Dr. Tan Wei Lin,新加坡國立大學 AI 治理中心研究員

更關鍵的是,兩國在地緣政治上共享一個微妙的定位:它們既是美國的安全盟友,又是中國的重要貿易夥伴。在中美科技脫鉤的大背景下,新加坡和韓國都需要在兩個超級大國之間找到戰略空間。通過締結雙邊 AI 聯盟,它們實際上在構建一個既不完全依附於美國技術體系、也不被中國市場裹挾的「第三空間」。

3 億美元基金:結構、目標與戰略意圖

此次聯盟的核心載體是韓國承諾在 2030 年前於新加坡設立的 3 億美元全球 AI 聯合開發基金。雖然這一數字相較於美國科技巨頭動輒數百億美元的投資看似溫和,但其戰略設計的精妙之處值得細究。

3 億美元全球 AI 基金核心架構

  • 基金規模:US$3 億(約 HK$23.4 億),由韓國政府主導出資,新加坡提供配對資金和營運支持
  • 設立地點:新加坡,利用其金融樞紐地位和基金管理生態
  • 投資期限:至 2030 年,與韓國《AI 基本法》的實施時間表同步
  • 目標領域:AI 半導體設計、AI 安全技術、多語言大模型、AI 醫療與智慧城市應用
  • 投資策略:聚焦早期至成長期 AI 初創企業,優先支持兩國企業的聯合研發項目
  • 撬動效應:預期帶動私營部門和第三方主權基金追加投資,目標總規模達 10 億美元以上

基金選擇設在新加坡而非首爾,這一決定本身就蘊含深意。新加坡作為亞洲最大的基金管理中心之一,其基金管理規模超過 4 萬億新加坡元。將 AI 基金設在新加坡,不僅可以借助當地成熟的基金管理基礎設施和人才,更能利用新加坡與東南亞、中東、南亞資本市場的深厚聯繫,將基金的輻射範圍從雙邊擴展到真正的全球維度。

此外,3 億美元這個數字雖然不算驚天動地,卻恰好處在一個「足夠引起注意但不至於過度承諾」的甜蜜點。回顧歷史,以色列的 Yozma 基金(1993 年)僅以 1 億美元的政府出資,就成功撬動了數十億美元的風險投資生態,最終將以色列塑造為「創業之國」。韓國-新加坡基金的設計思路與此類似:政府資金充當催化劑,目標是撬動更大規模的私人資本和主權基金投入。

韓國《AI 基本法》:制度基礎的建立

要理解這一聯盟的完整脈絡,必須關注 2026 年生效的韓國《AI 基本法》(AI Basic Act)。這部法律是韓國 AI 產業從「自由放任」走向「有序發展」的分水嶺,也是此次國際聯盟得以成形的制度基礎。

《AI 基本法》的核心框架包含三個支柱:第一,建立 AI 影響評估制度,要求高風險 AI 應用在部署前接受系統性審查;第二,設立國家 AI 委員會,負責統籌跨部門的 AI 政策協調;第三,確立 AI 產業促進計劃,包括稅收優惠、研發補助和人才培養措施。法律在「促進創新」和「管控風險」之間試圖找到平衡——這與歐盟《AI 法案》偏重監管的路線有所不同,更接近新加坡「輕監管、重治理」的模式。

韓國的《AI 基本法》刻意避免了歐盟式的嚴厲監管,而是採取一種更接近亞洲風格的「發展優先、治理跟進」策略。這使得韓國與同樣強調「負責任創新」的新加坡在監管哲學上高度契合。——Professor Kim Sung-ho,首爾大學法學院 AI 法規研究中心主任

正是這種監管哲學的相似性,使得兩國在 AI 治理層面的合作有了堅實的基礎。《AI 基本法》中關於跨境數據流通、AI 標準互認和聯合研發資助的條款,為雙邊 AI 聯盟提供了法律框架。換言之,這不僅僅是一個投資協議,而是一個以制度互認為底座的全面 AI 合作架構。

Samsung 因素:AI 晶片供應鏈的地緣重組

在這一聯盟的商業維度中,Samsung 的角色至關重要。Samsung 不僅是韓國最大的企業集團,更是全球 AI 硬體供應鏈中的關鍵節點。其在 AI 領域的佈局涵蓋三個層面。

首先是 HBM 記憶體。AI 模型的訓練和推理需要巨量的記憶體頻寬,HBM(High Bandwidth Memory)是目前唯一能滿足這一需求的技術。Samsung 和 SK Hynix 合計控制着全球 HBM 市場的絕大部分產能。隨着 Nvidia 的 H200 和 B100 GPU 對 HBM3E 的需求暴增,韓國在 AI 供應鏈中的議價能力正在急劇上升。

其次是先進晶圓代工。Samsung Foundry 是全球唯二能夠量產 3 奈米及以下製程晶片的廠商(另一家是台積電)。雖然在良率和市場份額上仍落後於台積電,但 Samsung 正在積極追趕,並以「AI 晶片專用代工」作為差異化策略。

第三是端側 AI(On-device AI)。Samsung 的 Galaxy 智能手機系列正在大力推動端側 AI 功能,從即時翻譯到影像處理,這些功能的商業化為整個 AI 產業鏈創造了消費端的需求拉力。

Samsung 在全球 AI 供應鏈中的關鍵位置

  • HBM 記憶體:全球市場份額約 40%(與 SK Hynix 合計超過 90%),供應 Nvidia、AMD、Google TPU 等主要 AI 晶片平台
  • 先進製程代工:全球第二大晶圓代工廠,3nm GAA 製程量產中,正爭取 AI 加速器客戶
  • 端側 AI:Galaxy S 系列搭載自研 Exynos AI 處理器,年出貨量超過 2 億部
  • AI 數據中心:企業 SSD 和伺服器記憶體的主要供應商,與全球超大規模數據中心深度合作

Samsung 在新加坡已有深厚的佈局。其東南亞總部設在新加坡,並在當地運營記憶體晶片封裝和測試工廠。此次 AI 聯盟的締結,將為 Samsung 在新加坡擴展 AI 相關業務提供政策層面的加持——無論是設立 AI 晶片設計中心,還是與新加坡本地 AI 初創企業建立供應鏈合作關係。

新加坡的 AI 樞紐雄心:從基礎設施到生態系統

對新加坡而言,這一聯盟是其長期 AI 樞紐戰略的最新里程碑。回顧新加坡的 AI 發展路徑,可以看到一條清晰的升級曲線:從 2017 年啟動的 AI Singapore(AISG)國家計劃,到 2019 年發布的全球首部 AI 治理框架,再到近年來大規模引進 Nvidia、Google、AWS 等科技巨頭設立 AI 數據中心和研發基地,新加坡始終在「制度領先」和「基礎設施吸引」兩條路線上雙管齊下。

新加坡在 AI 基礎設施方面的投入尤其值得關注。其數據中心容量在東南亞地區遙遙領先,Nvidia 在 2025 年選擇新加坡作為其東南亞 AI 卓越中心的所在地,Google 也在同年宣布了數十億美元的新加坡數據中心擴建計劃。這些基礎設施投資為 AI 初創企業提供了在東南亞最接近美國水準的算力環境。

但新加坡也面臨明顯的局限:580 萬的人口規模限制了其 AI 人才的本地供給,國土面積的狹小也對數據中心的進一步擴展構成物理約束。與韓國結盟恰好可以在這兩個維度上進行補充——韓國每年培養大量 STEM 畢業生,其半導體和電子製造業的人才池是新加坡所缺乏的。

亞太 AI 競賽全景:誰在投入,投入多少?

新加坡-韓國聯盟並非孤立事件,而是亞太地區 AI 軍備競賽全面升溫的縮影。要理解其戰略意義,必須將其置於更廣闊的區域競爭格局中。

國家/地區 AI 投資規模與重點政策 核心優勢 主要短板
韓國 3 億美元全球 AI 基金;《AI 基本法》2026 年生效;國家 AI 半導體戰略 HBM 記憶體壟斷地位;先進製程代工能力;Samsung / SK 生態 AI 軟件生態較弱;創業文化保守;大企業壟斷市場
新加坡 國家 AI 戰略 2.0;數十億美元數據中心投資;AI 治理框架領先 制度環境一流;東南亞門戶位置;國際化人才匯聚 人口規模極小;國土面積受限;缺乏本土大型科技企業
日本 AI 戰略 2025 計劃;Rapidus 2nm 晶圓代工;軟銀 1,000 億美元 AI 投資 機器人與工業 AI 深厚底蘊;半導體材料和設備壟斷 AI 人才嚴重不足;語言壁壘;創業生態滯後
台灣 AI 行動計劃 2.0;台積電全球擴張;AI 晶片設計聚落 台積電壟斷先進製程;完整半導體生態系 AI 應用市場小;地緣政治風險高;人才外流嚴重
印度 2,000 億美元 AI 投資目標;11 億美元國家 AI 基金;Pax Silica 倡議 14 億人口規模;海量 STEM 畢業生;成本優勢 基礎設施不足;執行力落差;監管環境不穩定
香港 HK$100 億 AI 撥款;AI 超算中心;引進 AI 人才計劃 國際金融中心;普通法體系;背靠大灣區市場 缺乏本土 AI 巨頭;人才成本高昂;土地資源極度稀缺

從這張對比表中可以清晰看到:亞太地區的 AI 競爭已經進入一個「各施所長、聯盟結盟」的新階段。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夠單獨覆蓋 AI 價值鏈的所有環節——從晶片設計到製造,從基礎模型到應用落地,從資金募集到人才培養。新加坡-韓國聯盟的邏輯正在於此:通過跨國合作,將分散在不同國家的比較優勢串聯起來。

與美中歐的博弈:亞洲「中等強權」的戰略選擇

新加坡-韓國 AI 聯盟的更深層意義,在於它代表了一種亞洲「中等強權」在全球 AI 競賽中的獨特戰略選擇。

在當前的全球格局中,AI 競爭呈現出明顯的「三極結構」:美國以矽谷的模型研發能力和科技巨頭的資本實力主導 AI 前沿;中國以龐大的數據規模、國家級算力建設和開源模型生態(如 DeepSeek)在應用層面形成強大競爭力;歐盟則以《AI 法案》為代表的監管框架試圖在規則層面佔據主導權。

對於新加坡和韓國這樣的「中等強權」而言,在這三極之間做出非此即彼的選擇既不可能,也不明智。它們的策略是在保持與美國安全同盟的同時,維護與中國的經濟聯繫,並在歐盟主導的監管對話中積極參與。AI 聯盟的締結,為它們在這一複雜的多邊博弈中增添了一個新的籌碼——通過展現聯合的技術和資本實力,提升在全球 AI 治理對話中的話語權。

這一策略並非沒有先例。在半導體領域,韓國、日本和台灣之間已經形成了一個事實上的「東亞晶片三角」,三者在技術和供應鏈上的深度互鎖使它們在面對美國出口管制和中國國產替代壓力時,能夠保持相當的戰略自主性。新加坡-韓國 AI 聯盟可以被視為這一「東亞技術聯盟」邏輯在 AI 領域的延伸。

在中美科技冷戰的夾縫中,亞洲的中等強權正在發現一個反直覺的事實:正是因為它們不是超級大國,它們反而有更大的靈活性來構建跨國 AI 合作網絡。新加坡-韓國聯盟就是這種「中等強權外交」在 AI 領域的經典案例。——Dr. Park Jin-young,首爾國際安全與技術研究所高級研究員

香港觀點:100 億港元的下一步棋該怎麼走?

對於剛剛承諾投入 100 億港元(約 12.8 億美元)發展 AI 的香港而言,新加坡-韓國聯盟的成形既是一記警鐘,也是一面鏡子。

競爭壓力:新加坡的聯盟優勢

新加坡一直是香港在亞太地區最直接的競爭對手——兩座城市在金融、貿易和科技領域長期處於對標狀態。此次新加坡通過與韓國結盟獲得了兩個香港目前缺乏的戰略資產:一是直接接入全球 AI 半導體供應鏈的頂端(Samsung 和 SK Hynix),二是一個有法律框架支撐的雙邊 AI 合作機制。

香港的 100 億港元 AI 撥款雖然規模可觀,但其效力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執行方式。如果這筆資金僅用於建設算力基礎設施和補貼研發,而缺乏國際合作的戰略框架,那麼香港可能在短期內獲得一些硬體能力的提升,卻在長期的 AI 生態競爭中落後於擁有聯盟網絡的新加坡。

獨特優勢:大灣區的縱深

但香港也擁有新加坡無法複製的結構性優勢。作為粵港澳大灣區的核心城市之一,香港背後是一個擁有超過 8,600 萬人口和數萬家科技企業的超大型城市群。深圳的華為、騰訊,以及大灣區蓬勃的 AI 初創生態,為香港提供了一個新加坡所不具備的產業縱深。

此外,香港的「一國兩制」框架使其能夠同時連接中國大陸的技術生態和國際市場。在跨境 AI 數據治理、中國 AI 企業的國際化、以及國際 AI 標準的對接等領域,香港擁有獨一無二的橋樑角色。這種定位不會因為新加坡-韓國聯盟的成立而被削弱——反而可能因為亞太 AI 合作網絡的增多而變得更加重要。

行動建議:從「建設者」到「連結者」

面對新加坡-韓國聯盟帶來的競爭壓力,香港的應對策略不應是簡單的「加碼投資」或「複製聯盟」,而應充分發揮自身的獨特定位:

香港 AI 戰略的四個着力點

  • AI 金融服務樞紐:將 AI 與香港的金融優勢結合,打造亞太 AI 企業融資、上市和資產管理的首選平台。韓國和東南亞的 AI 初創企業在成長壯大後需要國際資本市場——香港交易所可以成為它們的目的地。
  • 跨境 AI 數據治理先行者:利用「一國兩制」框架,探索中國大陸與國際之間 AI 數據跨境流通的制度創新。這是一個新加坡和韓國都無法觸及的獨特空間。
  • AI 人才雙向通道:建設連接大灣區 AI 人才與國際市場的雙向通道。香港的大學體系和國際化環境使其成為培養「理解中國又通曉國際」的 AI 人才的最佳場所。
  • 主動尋求雙邊 AI 合作:效仿新加坡-韓國模式,積極與日本、以色列、英國等在 AI 細分領域具有優勢的經濟體締結 AI 合作協議,建立香港自己的國際 AI 合作網絡。

2030 前瞻:聯盟的潛在軌跡與風險

展望 2030 年——這一聯盟設定的初始目標年——幾條可能的發展軌跡值得關注。

樂觀情景:基金成功撬動 10 億美元以上的總投資,培育出數家估值超過 10 億美元的聯合 AI 初創企業。Samsung 在新加坡設立 AI 晶片設計中心,兩國在 AI 安全和治理標準上形成統一框架,並將其推廣為亞太地區的區域標準。聯盟進一步擴展,日本、澳洲等國加入,形成一個「亞太 AI 治理圈」。

基線情景:基金按計劃運作,產出一批有價值的研究合作和初創投資,但未能產生改變遊戲規則的突破。兩國在 AI 標準互認上取得進展,但在涉及敏感技術(如軍用 AI)的領域合作停滯。聯盟存續但影響力有限。

風險情景:中美科技脫鉤進一步加劇,迫使韓國和新加坡在兩大陣營之間做出更明確的選擇,聯盟的戰略空間被壓縮。或者,Samsung 在 AI 晶片競爭中的地位因台積電的壓倒性優勢或中國國產替代的崛起而受到削弱,從而動搖聯盟的硬體基礎。全球經濟衰退也可能導致基金募資不如預期。

更廣泛的啟示:AI 外交的時代

新加坡-韓國 AI 聯盟的成立,標誌着國際關係進入了一個新的維度——「AI 外交」(AI Diplomacy)。在這個維度中,算力、數據、模型和人才取代了傳統外交中的石油、武器和貿易協定,成為國家間合作與競爭的核心標的。

這一趨勢已經在全球範圍內顯現:美國通過「晶片四方聯盟」(Chip 4)將日本、韓國和台灣納入其半導體供應鏈安全體系;歐盟通過《AI 法案》試圖設定全球 AI 監管標準;中國通過「一帶一路」沿線的數碼基礎設施輸出擴展其 AI 影響力;印度則以 AI 峰會為平台吸引全球投資。在這場 AI 外交的博弈中,每一個有抱負的經濟體都需要回答一個核心問題:你在全球 AI 價值鏈中的獨特位置是什麼?

新加坡-韓國聯盟給出了一個清晰的回答:我們是「晶片+生態」的組合。這個答案是否足以在 2030 年的全球 AI 版圖上佔據一個重要位置,時間會給出答案。但有一點是確定的:在 AI 時代的國際競爭中,「結盟」正在成為「中等強權」最重要的戰略工具。

結語:亞太 AI 版圖的新坐標

新加坡與韓國的 AI 聯盟,以及韓國 3 億美元全球 AI 基金的設立,在亞太 AI 版圖上標定了一個新的坐標。它告訴我們:AI 競爭的單位不再僅僅是企業或國家,而是「聯盟」。在一個技術價值鏈日益分散、地緣政治風險日益集中的世界裡,單打獨鬥的策略正在失效。

對香港而言,這一變化既是挑戰也是機遇。挑戰在於,新加坡通過聯盟進一步鞏固了其亞太 AI 樞紐的地位;機遇在於,聯盟網絡的增多意味着節點之間的連接需求也在增加——而香港作為連接中國與世界的獨特節點,在這個日益網絡化的 AI 生態中可以扮演不可替代的角色。

問題不在於香港是否應該參與這場亞太 AI 聯盟競賽,而在於它是否能夠足夠迅速地行動。在全球 AI 版圖被重新劃定的窗口期,每一個月的猶豫都可能意味着一個戰略位置的失去。新加坡和韓國已經落子,香港的下一步棋,刻不容緩。

本文要點總結

  • 新加坡與韓國正式締結 AI 聯盟,韓國承諾 2030 年前於新加坡設立 3 億美元全球 AI 聯合開發基金,聚焦 AI 半導體設計、AI 安全技術、多語言大模型及智慧城市應用。
  • 韓國《AI 基本法》於 2026 年生效,為兩國合作提供制度基礎。Samsung 在 HBM 記憶體和先進製程代工的領導地位,是聯盟硬體層面的核心支撐。
  • 新加坡持續鞏固其亞太 AI 樞紐地位,以一流的制度環境、數據中心基礎設施和東南亞門戶位置吸引全球科技巨頭和 AI 資本。
  • 亞太 AI 競賽全面升溫:日本有軟銀千億美元投資和 Rapidus 晶圓代工,台灣有台積電壟斷性優勢,印度目標兩年吸引 2,000 億美元,各國競相布局。
  • 香港剛承諾投入 100 億港元發展 AI,面對新加坡的聯盟攻勢,應聚焦 AI 金融服務、跨境數據治理、人才雙向通道和主動締結國際 AI 合作等四大方向,發揮「一國兩制」的獨特橋樑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