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角大樓在委內瑞拉行動中使用 Claude AI：商用 AI 首次進入機密軍事戰場

事件始末：從矽谷到加拉加斯戰場

2026 年 1 月，美國特種作戰部隊（Special Operations Forces）在五角大樓的授權下，對委內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發動了一次大規模突襲行動，目標是逮捕長期被美國視為獨裁者的委內瑞拉總統尼古拉斯·馬杜羅（Nicolás Maduro）。行動最終成功完成，美方零傷亡，但造成數十名委內瑞拉及古巴安全部隊人員死亡。

然而，這次行動最引人注目的，並非其軍事層面的成敗，而是一個前所未有的技術細節：Anthropic 公司開發的商用 AI 模型 Claude 被首次部署於五角大樓的機密網絡中，在行動進行期間即時處理情報數據。這是商業 AI 模型首次獲准進入美國國防部的機密系統，標誌着 AI 技術從實驗室走向真實戰場的歷史性轉折。

Anthropic-Palantir 合作架構

Claude 進入五角大樓的機密網絡，是透過 Anthropic 與國防承包商 Palantir Technologies 的合作實現的。Palantir 長期為美國情報機構和國防部提供數據分析平台，其 Gotham 和 Apollo 平台已廣泛應用於軍事和情報領域。透過這項合作，Claude 被整合進 Palantir 的安全基礎設施中，使其能在符合國防部安全標準的環境下運行。

據了解，Claude 在此次行動中的角色主要集中在情報分析層面：處理來自多個來源的即時情報數據、分析衛星影像與通訊截獲資料、評估目標區域的安全態勢，以及為指揮官提供情境感知支援。值得注意的是，Claude 並未直接參與任何致命決策或武器系統的操控。

沉默的 Anthropic：企業責任的灰色地帶

面對外界的質詢，Anthropic 的發言人給出了一句耐人尋味的回應：「我們無法就 Claude 是否被用於任何特定行動發表評論。」（"We cannot comment on whether Claude was used for any specific operation."）這種「既不確認也不否認」的措辭，本身就值得深思。

「我們無法就 Claude 是否被用於任何特定行動發表評論。」—— Anthropic 發言人

Anthropic 一直以「負責任 AI」的倡導者自居。該公司的使用條款明確禁止將 Claude 用於「促進暴力」、「開發武器」或「監視活動」。然而，在情報分析與軍事行動之間，這些條款的邊界變得模糊不清。處理用於軍事行動的情報，算不算「促進暴力」？為指揮官提供情境分析以支持涉及致命武力的決策，是否構成「開發武器」的延伸？

這種模糊性正是問題的核心。Anthropic 的沉默，反映出一個更深層的困境：當一家以安全和倫理著稱的公司，其產品被用於真實的軍事行動時，它究竟應該扮演什麼角色？

五角大樓的立場：AI 必須為戰爭服務

與 Anthropic 的謹慎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五角大樓的直白態度。國防部長皮特·海格塞斯（Pete Hegseth）明確表示，五角大樓「不會使用不允許你打仗的 AI 模型」（"won't employ AI models that won't allow you to fight wars"）。

「五角大樓不會使用不允許你打仗的 AI 模型。」—— 美國國防部長皮特·海格塞斯

這番話的背景是，特朗普政府正在考慮取消與 Anthropic 價值 2 億美元的合約。原因並非 Claude 在委內瑞拉行動中表現不佳，恰恰相反——五角大樓擔心的是 Anthropic 對 AI 用途施加的種種限制，可能會妨礙未來的軍事應用。

海格塞斯的立場代表了軍方的一種根本性訴求：AI 技術已經足夠強大，足以在戰場上發揮決定性作用，而任何阻止軍方充分利用這些技術的限制——無論出於倫理還是商業考量——都是不可接受的。

更廣泛的軍事 AI 生態

Anthropic 並非唯一與五角大樓合作的 AI 公司。OpenAI、Google 和馬斯克的 xAI 都與國防部有着不同形式的合作協議。事實上，整個矽谷的主要 AI 公司都在面臨同樣的抉擇：是堅持自己的倫理原則，還是迎合軍方的需求？

OpenAI 在 2024 年修改了其使用政策，刪除了原先禁止軍事和戰爭用途的條款。Google 在經歷了 2018 年 Project Maven 的員工抗議後，也悄然恢復了與國防部的 AI 合作。xAI 則從一開始就對軍事應用持開放態度。在這個背景下，Anthropic 的「安全優先」立場顯得越來越孤立。

倫理困境：雙重用途技術的根本矛盾

這一事件暴露了 AI 作為「雙重用途技術」（dual-use technology）的根本矛盾。與核技術、生物技術類似，AI 本質上是一種通用技術，其應用的善惡取決於使用者的意圖和使用方式。一個能夠分析大量文本並提取關鍵資訊的模型，既可以用來幫助學生學習，也可以用來篩選情報為軍事行動提供支援。

「非致命」使用的迷思

五角大樓和部分科技分析師試圖將 Claude 的角色定位為「非致命」的情報分析工具，以此來緩解倫理爭議。然而，這種區分在實際戰場上幾乎毫無意義。當 Claude 處理的情報直接用於一場造成數十人死亡的軍事行動時，它是否真的可以被視為「非致命」的？

這就如同說一個軍事地圖繪製師沒有參與戰鬥——技術上或許正確，但在道德上顯得空洞。情報分析是現代軍事行動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將其從行動的後果中剝離出來，是一種刻意的語義遊戲。

商業利益與道德底線

更深層的問題在於，AI 公司是否有能力——或者說有意願——真正控制其產品的使用方式。當 Anthropic 將 Claude 授權給 Palantir，再由 Palantir 部署到五角大樓的機密網絡中時，Anthropic 對 Claude 的實際用途究竟有多少控制權？這種多層轉授權的模式，是否本身就為規避使用限制提供了便利？

值得注意的是，Anthropic 正處於大規模融資和尋求 IPO 的關鍵時期。2025 年底，該公司完成了 300 億美元估值的 G 輪融資。在這種背景下，一份價值 2 億美元的五角大樓合約，對公司的財務和聲譽都有重大影響。

更廣泛的地緣政治脈絡

委內瑞拉行動中使用 AI 的事件，必須放在更廣泛的地緣政治脈絡中理解。美國正面臨來自中國在 AI 軍事應用方面的激烈競爭。中國人民解放軍已將 AI 深度整合到其指揮控制系統中，並在無人機蜂群、自主武器系統和網絡作戰等領域進行大量投資。

在這種競爭壓力下，五角大樓對 AI 技術的需求變得更加迫切。海格塞斯取消 Anthropic 合約的威脅，本質上是在向整個 AI 產業傳遞一個明確信號：如果你不為我們提供不受限制的 AI 能力，我們就會找願意這樣做的公司。

這種壓力正在重塑矽谷的文化和價值觀。曾經在 Google 員工抗議 Project Maven 時佔據上風的「不作惡」（Don't be evil）理念，正在國家安全論述和商業利益的雙重壓力下逐漸消退。

對香港的啟示

這一事件對香港有着多層面的重要啟示。

國防科技產業的機遇與風險

香港雖然不具備獨立的國防工業體系，但作為中國的特別行政區，其科技生態系統與國家安全議題的交集日益增多。大灣區戰略將深圳和香港的科技能力視為一體，而中國在 AI 軍事應用方面的雄心，意味着在港的 AI 研究和企業可能面臨更複雜的合規和倫理環境。

對於在港運營的國際科技公司而言，委內瑞拉事件提供了一個重要的參照案例。它表明，即使是最注重安全和倫理的 AI 公司，也難以完全控制其技術在軍事領域的應用。這對那些同時服務民用和政府客戶的公司而言，是一個嚴峻的警示。

AI 治理與監管的緊迫性

香港正在發展自己的 AI 監管框架。委內瑞拉事件凸顯了幾個關鍵問題：雙重用途 AI 技術的出口管制、AI 在安全領域應用的透明度要求、以及企業使用條款與政府需求之間的法律衝突。這些問題在香港的獨特政治和法律環境下更加複雜。

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和科技樞紐，香港需要在促進 AI 創新與防範技術濫用之間找到平衡。委內瑞拉事件表明，單靠企業自律是不夠的——需要明確的法律框架和獨立的監管機制。

人才與投資的考量

香港的 AI 人才和投資決策也將受到這類事件的影響。部分研究人員和工程師可能對參與可能涉及軍事應用的 AI 項目持保留態度，而國際投資者在評估香港 AI 企業時，也會更加關注其技術的潛在軍事用途。

前路展望：不可逆的趨勢

無論 Anthropic 的合約最終是否被取消，委內瑞拉事件已經揭示了一個不可逆轉的趨勢：商用 AI 在軍事領域的應用將持續擴大。問題不是「是否」，而是「如何」和「在什麼條件下」。

未來的關鍵議題包括：AI 公司是否有義務了解和公開其技術的軍事應用？政府是否應該建立專門的審查機制，評估商用 AI 在軍事行動中的使用？國際社會是否需要類似《日內瓦公約》的新框架，來規範 AI 在武裝衝突中的角色？

這些問題沒有簡單的答案，但它們的緊迫性已經不容忽視。加拉加斯的槍聲或許已經停歇，但關於 AI 與戰爭的辯論才剛剛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