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enAI 收編 OpenClaw 創辦人：一封律師函如何改寫個人 AI 代理格局

2026 年 2 月的 AI 產業新聞中，最具戲劇性的一幕或許不是來自某個技術突破，而是一封律師函引發的連鎖反應。OpenAI 正式確認收編（acqui-hire）奧地利開發者 Peter Steinberger——OpenClaw 開源個人 AI 代理專案的創辦人。這個自 2025 年 11 月上線以來累積了 198,000 個 GitHub 星標、超過 150 萬次代理創建的專案，正式走向了一個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歸宿。

Sam Altman 在公開聲明中表示：「Peter Steinberger 加入 OpenAI，將推動下一代個人代理的發展。」這句簡短的話語，承載的訊息遠比表面上看起來更為深遠。

從 ClawdBot 到 OpenClaw：一段意外的品牌遷徙史

要理解這次收編的完整意義，必須先回溯 OpenClaw 的誕生歷程。Peter Steinberger 並非矽谷的連續創業者，而是一位來自奧地利的獨立開發者，在 iOS 開發社群中早有聲望。2025 年下半年，他開始構思一個大膽的專案：一個完全透過通訊應用運作的個人 AI 代理，能夠在 WhatsApp、Telegram、Signal 和 iMessage 上接收指令，並代替用戶完成現實世界的任務——訂機票、管理行事曆、處理電郵、預約餐廳。

這個專案最初被命名為「ClawdBot」，名稱靈感顯然來自 Anthropic 的旗艦模型 Claude。對於開源社群中的開發者而言，這類致敬式命名是一種司空見慣的文化傳統。然而，Anthropic 的法律團隊並不這麼認為。一封正式的商標侵權停止信函（cease-and-desist letter）迫使 Steinberger 將專案更名為「OpenClaw」。

「我們從未想過這個名字會引發法律問題。我只是覺得它好玩。但 Anthropic 的律師函讓事情走向了一個完全不同的方向。」—— Peter Steinberger

這封律師函的意外後果是將 Steinberger 和他的專案直接推入了 Anthropic 最大競爭對手的視野。如果沒有這封信，OpenClaw 可能會繼續作為一個獨立的開源專案運作。但 Anthropic 的法律行動不僅為專案帶來了巨大的媒體曝光，更為 Steinberger 帶來了兩位矽谷最有權勢人物的競爭性邀約。

Zuckerberg 與 Altman 的競爭出價

消息傳出後，Mark Zuckerberg 透過 WhatsApp——恰好是 OpenClaw 的主要運作平台之一——直接聯繫了 Steinberger。Meta 對個人 AI 代理的興趣不難理解：WhatsApp 擁有超過 20 億月活躍用戶，如果 OpenClaw 的技術能夠整合到 WhatsApp 的生態系統中，將為 Meta 在 AI 代理競賽中提供巨大的先發優勢。

幾乎同時，Sam Altman 也向 Steinberger 拋出了橄欖枝。兩位科技巨頭對同一位獨立開發者展開競爭出價，這在 AI 產業歷史上極為罕見，也從側面反映了個人 AI 代理賽道的戰略重要性已經超越了許多人的預期。

最終，Steinberger 選擇了 OpenAI。這個決定背後有著務實的考量：每月 10,000 至 20,000 美元的運營成本正在快速侵蝕他的個人財務。作為一個沒有風險投資支持的獨立開發者，持續維護一個日益龐大的開源專案所需的 API 調用費用、伺服器成本和基礎設施支出，已經變得不可持續。

開源的去留：基金會模式的戰略選擇

這次收編中最引人注目的安排之一，是 OpenClaw 將被轉移至一個獨立的開源基金會，由 OpenAI 提供贊助。這一安排看似矛盾——OpenAI 收編了開發者，卻將專案交給了獨立機構——但實際上體現了深思熟慮的戰略邏輯。

首先，維持開源狀態能夠保護 OpenClaw 已經建立的社群生態。198,000 個 GitHub 星標代表著一個龐大而活躍的開發者社群，如果將專案閉源，這些貢獻者和用戶將迅速流失。其次，基金會模式為 OpenAI 提供了一個低風險的品牌延伸機會：OpenClaw 的成功不會被歸功於 OpenAI，但 OpenAI 的贊助角色為其在開源社群中贏得了善意。

更關鍵的是，這一安排反映了 OpenAI 正在從「直接控制」轉向「生態系統培育」的戰略轉型。在 AI 代理的競爭中，最終的勝出者不太可能是擁有最強大模型的公司，而是擁有最繁榮代理生態系統的平台。透過贊助 OpenClaw 基金會，OpenAI 既保留了對 Steinberger 才華的獨占使用權，又為其代理生態系統注入了一個已經被驗證的成功產品。

ChatGPT 時代的終結？

VentureBeat 將這次收編稱為「ChatGPT 時代終結的開始」（the beginning of the end of the ChatGPT era）。這個標題乍看之下可能過於聳動，但其背後有著扎實的邏輯支撐。

自 2022 年 11 月 ChatGPT 發布以來，AI 產業的主流互動範式一直是「對話介面」——用戶在一個文字框中輸入問題，AI 以文字形式回答。這種模式的本質是「諮詢」：AI 提供資訊和建議，但實際的行動仍然由人類完成。

OpenClaw 所代表的範式則截然不同。它不是一個你去「問問題」的工具，而是一個你「委派任務」的代理。用戶不需要打開一個專門的 AI 應用程序，而是直接在日常使用的通訊軟件中向 AI 代理發出指令。AI 不僅理解指令，還會自主執行——查詢航班資訊、比較價格、完成預訂、同步行事曆、發送確認郵件——整個流程無需人類再次介入。

從「對話」到「委派」的轉變，不僅是介面的升級，更是人機關係的根本性重塑。在對話模式中，AI 是一個聰明的顧問；在代理模式中，AI 是一個能幹的執行者。

這一轉變的商業含義是深遠的。ChatGPT 的商業模式建立在用戶直接訪問 OpenAI 平台的基礎上——無論是透過網頁、應用程式還是 API。但如果 AI 代理透過 WhatsApp 或 Telegram 運作，用戶與 OpenAI 之間的直接關係就被中介化了。OpenAI 仍然提供底層的智慧引擎，但用戶界面和品牌忠誠度可能轉移到代理平台。

這正是 OpenAI 收編 Steinberger 的深層動機：與其讓第三方代理平台成為用戶與 AI 之間的中介，不如將最有潛力的代理開發者納入自己的組織。

通訊應用作為 AI 入口：被忽略的戰場

OpenClaw 的成功揭示了一個被主流 AI 產業長期忽略的事實：對於全球大多數用戶而言，通訊應用才是日常數位生活的核心介面。

在亞洲市場，這一點尤為明顯。WeChat 在中國早已證明了「超級應用」模式的可行性——支付、購物、叫車、政務服務全部整合在一個通訊平台中。WhatsApp 在東南亞和南亞擁有壓倒性的市場份額。LINE 在日本和台灣是不可或缺的通訊工具。KakaoTalk 在韓國扮演著類似的角色。

OpenClaw 的策略是將 AI 代理直接嵌入這些已有數十億用戶的通訊平台中，而非要求用戶學習使用一個全新的應用程式。這種「寄生式分發」（parasitic distribution）策略的優勢在於零獲客成本和極低的使用門檻——用戶不需要下載任何新應用，不需要學習任何新介面，只需要像與朋友聊天一樣向 AI 代理發送訊息。

為什麼 Zuckerberg 如此緊張

Zuckerberg 親自出馬爭取 Steinberger 的原因，從這個角度來看就非常清晰了。WhatsApp 是 Meta 在新興市場的護城河。如果第三方 AI 代理能夠在 WhatsApp 上提供比 Meta 自家 AI 更好的體驗，那麼 WhatsApp 就有可能從 Meta 的資產變成其他 AI 公司的分發渠道。OpenClaw 在 WhatsApp 上的成功，本質上是在 Meta 的地盤上建立了一個競爭性的 AI 入口。

Steinberger 最終選擇了 OpenAI 而非 Meta，這對 Meta 的 AI 戰略是一個不小的打擊。它意味著 OpenAI 現在擁有了一位深刻理解如何在通訊平台上構建 AI 代理體驗的頂尖工程師，而這恰恰是 Meta 自己仍在努力解決的問題。

Anthropic 的律師函：AI 產業最昂貴的法律失誤？

從事後來看，Anthropic 對「ClawdBot」名稱發出的律師函，很可能成為 AI 產業歷史上最得不償失的法律行動之一。

從純粹的商標保護角度，Anthropic 的行動是完全合理的。「ClawdBot」與「Claude」的相似度確實可能造成品牌混淆，尤其是在 Anthropic 正努力將 Claude 打造為消費者品牌的關鍵時期。任何負責任的法律團隊都會建議發送這封信。

然而，法律上的正確不等於戰略上的明智。這封律師函產生了三個 Anthropic 絕對不願看到的結果。

第一，它為 OpenClaw 帶來了巨大的免費公關。獨立開發者對抗科技巨頭的律師團隊——這個故事天然具有傳播力，幫助 OpenClaw 在開源社群和科技媒體中獲得了爆炸性的關注。

第二，它直接將 Steinberger 推向了 Anthropic 最大的競爭對手。如果沒有這封律師函，Steinberger 可能會繼續作為一個獨立開發者運作，甚至有可能基於 Claude 的 API 構建更多產品。現在，他的才華完全服務於 OpenAI。

第三，它在開源社群中損害了 Anthropic 的形象。在一個崇尚自由和開放的文化中，向一個單人開源專案發送律師函，無論法律依據多麼充分，都不可避免地會被解讀為「大公司欺負小開發者」。

在 AI 產業的高速競爭中，法律部門的一個標準操作程序，可能在戰略層面產生數十億美元級別的後果。Anthropic 的律師函案例應該成為每一家科技公司法律與戰略協調的經典教材。

個人 AI 代理的未來：三種可能的演化路徑

OpenClaw 事件為我們提供了一個觀察個人 AI 代理未來發展的絕佳窗口。基於目前的趨勢，個人 AI 代理可能沿著三條路徑演化。

路徑一：平台整合模式

在這一路徑中，個人 AI 代理成為現有科技平台的內建功能。Apple 將其整合到 Siri 和 iMessage 中，Google 整合到 Assistant 和 Gmail 中，Meta 整合到 WhatsApp 和 Messenger 中。代理的智慧來自各平台自有的大型語言模型，用戶的選擇本質上取決於他們已經使用的生態系統。

路徑二：獨立代理市場

在這一路徑中，專業化的 AI 代理公司蓬勃發展。就像 App Store 催生了大量獨立應用開發者一樣，代理開發平台和框架催生了一個專業化代理的長尾市場——旅行代理、健康管理代理、財務規劃代理、法律助手代理等各有專精。用戶根據需求選擇不同的代理，就像今天選擇不同的應用程式。

路徑三：通用個人代理

在這一路徑中，每個人擁有一個「通用個人代理」，它了解用戶的偏好、習慣、社交關係和目標，能夠自主地處理用戶生活中幾乎所有的數位化任務。這是 OpenClaw 最初試圖實現的願景，也是 OpenAI 收編 Steinberger 後可能進一步推進的方向。

現實中，最可能出現的是三條路徑的混合體。平台巨頭提供基礎層的代理能力，專業化代理填補細分需求，而少數真正優秀的通用代理成為高付費的「數位管家」服務。

對香港的啟示：通訊平台代理的亞洲機遇

OpenClaw 的故事對香港有著特殊的啟示意義。作為一個高度數位化的社會，香港擁有發展個人 AI 代理的理想條件。

首先，香港的通訊應用使用密度極高。WhatsApp 是香港最普及的通訊工具，滲透率超過 80%。WeChat 在跨境溝通中不可或缺。Telegram 在科技社群中有著忠實的用戶群。這意味著基於通訊平台的 AI 代理在香港有著天然的分發優勢。

其次，香港的多語言環境（廣東話、普通話、英語並行）為 AI 代理提供了獨特的價值創造機會。一個能夠在不同語言之間無縫切換的個人代理，在香港的商業環境中將具有巨大的實用價值——例如，用廣東話下達指令，以英語撰寫商業郵件，再用普通話預約深圳的會議室。

第三，香港的專業服務業——法律、會計、金融顧問——正面臨 AI 帶來的深刻轉型壓力。個人 AI 代理的普及可能加速這一轉型：當每個商業人士都擁有一個能夠處理基礎文件工作、日程管理和資訊檢索的 AI 代理時，專業服務的價值將更加集中在需要人類判斷力和創造力的高端任務上。

然而，香港的開發者社群也需要從 Steinberger 的經歷中汲取一個重要教訓：在 AI 時代，獨立開發者面臨的不僅是技術挑戰，還有品牌保護、法律風險和可持續商業模式的挑戰。每月數萬美元的運營成本，足以摧毀任何缺乏商業模式支撐的開源專案。香港政府和創投生態系統需要思考如何為本地 AI 開發者提供更完善的支援——不僅是資金，還包括法律諮詢、雲計算資源和商業化指導。

更大的圖景：從工具到夥伴的範式轉移

退一步來看，OpenAI 收編 Steinberger 這一事件的最深層意義，在於它標誌著 AI 產業正在經歷的一次根本性範式轉移：從「AI 作為工具」到「AI 作為夥伴」。

在工具範式中，AI 是被動的——等待人類發出指令，處理人類提出的問題，生成人類要求的內容。ChatGPT、Midjourney、GitHub Copilot 都屬於這一範式。它們極大地提升了人類的效率，但本質上仍是人類意志的延伸。

在夥伴範式中，AI 是主動的——它理解用戶的長期目標和偏好，能夠預判需求、規劃行動、自主執行。OpenClaw 所展示的，正是這一範式的雛形。當你告訴你的 AI 代理「幫我安排下周去東京的出差」，它不是回答一個問題，而是啟動一連串的行動：查詢你的行事曆空閒時段、搜索符合你偏好的航班和酒店、預訂會議室、通知相關同事、準備旅行文件。

這種從工具到夥伴的轉變，將是 AI 產業未來五年最重要的競爭維度。而 OpenAI 透過收編 Steinberger，已經在這場競賽中搶下了一步先機。至於 Anthropic，它的法律團隊或許贏得了一場商標爭議，但公司在更重要的代理人才爭奪戰中，可能已經輸掉了關鍵的一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