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tGPT 零語境廣告與 Zoe Hitzig 辭職：AI 廣告化的隱私危機與商業模式終極辯論

2026 年 2 月 21 日，距離 OpenAI 在 ChatGPT 中啟動廣告測試僅僅 12 天，事態的發展速度已遠超所有人的預期。從最初「回答底部的低調展示」，到如今用戶發出第一條訊息即觸發的「零語境廣告投放」（zero-context ad delivery），OpenAI 的廣告化進程正以一種令人不安的加速度推進。與此同時，OpenAI 內部研究員 Zoe Hitzig 的辭職與她在《紐約時報》上發表的警告文章，將一場商業決策的爭論推升到了倫理與文明層面的深度。這不再僅僅是一家公司的收入策略調整——這是 AI 產業在 2026 年面臨的最根本的路線之爭。

12 天之內：從測試到零語境投放

讓我們先釐清時間線。2 月 9 日，OpenAI 正式宣佈在 ChatGPT 的免費版（Free tier）和 Go 計劃中引入廣告。首批合作品牌包括 Target、Ford、Adobe 和 Expedia，CPM（每千次展示費用）定價 60 美元，最低投放承諾為 20 萬美元。當時，廣告被描述為「出現在回答底部」的「非侵入性」展示格式。OpenAI 強調，廣告投放將基於對話語境，以確保相關性，同時承諾不會將個人用戶數據直接分享給廣告商。

然而，僅僅 12 天後的 2 月 21 日，用戶開始報告一個重要變化：廣告現在可以在用戶發出第一條訊息之後即刻出現——也就是說，在 AI 尚未建立任何對話語境的情況下，廣告已經被投放。這意味着 OpenAI 實際上已經啟動了「零語境廣告投放」機制。在這種模式下，廣告的「相關性」不再依賴當前對話的內容，而更可能基於用戶的歷史使用數據、個人檔案，甚至更深層次的行為模式分析。

這種加速演進的模式令人回想起社交媒體平台的廣告化歷程。Facebook 在 2007 年推出第一批廣告時，同樣強調「非侵入性」和「高度相關」。但在隨後的十年裏，廣告逐漸滲透到了平台的每一個角落——從動態消息到 Stories，從 Messenger 到 Marketplace。OpenAI 在 12 天內從「回答底部的語境廣告」進展到「零語境即時投放」，這種速度暗示着同樣的軌跡，只是壓縮在了更短的時間框架內。

「以較少訊息換取無廣告」：一個危險的先例

OpenAI 為用戶提供了一個「選擇」：你可以在設置中關閉廣告，但代價是每日可用的免費訊息數量將被削減。表面上看，這似乎是對用戶自主權的尊重——你有權選擇自己的體驗。但仔細審視這一機制，其設計邏輯暴露出一種深層的不對稱。

在傳統媒體中，付費與免費之間的取捨相對清晰：你付錢看無廣告的串流影片，或者免費觀看插播廣告的電視節目。但 ChatGPT 的情況不同。這裏交換的不是「觀看廣告的時間」，而是用戶與 AI 交互的「認知額度」。削減每日訊息數，等同於限制用戶利用 AI 輔助思考、學習和工作的能力。這在本質上是將「接受商業監控」與「維持認知能力的數位工具使用權」掛鈎——一種前所未有的交換形式。

更值得關注的是，這種設計創造了一個逆向激勵機制：越是高頻使用 ChatGPT 的免費用戶——也就是越依賴這個工具的人——就越難以承受關閉廣告帶來的訊息限制。換言之，OpenAI 的廣告退出機制在結構上懲罰的恰恰是最忠實的用戶。

Zoe Hitzig 的警告：「人類私密思想的最詳盡紀錄」

就在零語境廣告投放被揭露的同一天，OpenAI 研究員 Zoe Hitzig 宣佈辭職。Hitzig 並非普通員工——她是 OpenAI 內部負責 AI 治理和社會影響研究的核心成員之一。她的辭職本身已是強烈信號，而她隨後在《紐約時報》發表的文章更是擲地有聲。

「OpenAI 持有的是人類有史以來最詳盡的私密思想紀錄。人們向 ChatGPT 傾訴恐懼、焦慮、商業計劃、個人秘密——這些是他們不會在 Google 搜索框中輸入的東西。將這些數據與廣告系統連接，是一條通往 Facebook 式結局的道路。」

Hitzig 的警告觸及了 AI 廣告化最核心的倫理問題。與搜尋引擎不同，人們與 AI 助手的對話往往具有極高的私密性和脆弱性。用戶可能向 ChatGPT 諮詢心理健康問題、探討職業困境、起草敏感的商業文件，甚至處理人際關係中的痛苦。這些對話的深度和私密程度，遠非搜索查詢可比。

Hitzig 用「Facebook 路徑」（Facebook path）來形容她的擔憂，這一類比極具穿透力。Facebook 在早期同樣承諾尊重用戶隱私、不會過度商業化。但當廣告成為核心收入來源後，整個平台的設計——從演算法到產品功能——都逐漸被優化為服務於廣告效果而非用戶福祉。Cambridge Analytica 醜聞、心理健康研究的隱瞞、演算法對極端內容的放大——所有這些後果，都根植於一個根本的結構性問題：當產品的用戶不是客戶時，用戶利益與商業利益之間的衝突幾乎無法調和。

數據層面的結構性風險

即使 OpenAI 信守其「不向廣告商分享個人數據」的承諾，廣告系統的引入本身就改變了數據的治理結構。一旦公司的收入依賴於廣告效果的最大化，就會產生系統性的壓力去收集更多數據、建立更精細的用戶畫像、延長用戶停留時間。這些壓力不需要通過任何單一的「違規行為」來實現——它們通過無數微小的產品決策逐漸累積，最終重塑整個系統的運作邏輯。

60 美元的 CPM 定價本身就暗示了這一點。廣告主之所以願意為 ChatGPT 廣告支付數倍於 Google 搜尋廣告的價格，正是因為 AI 對話數據所包含的用戶意圖信號和心理畫像的價值遠超搜索關鍵字。Target、Ford、Adobe、Expedia 付出高額溢價購買的，不僅是「展示次數」，而是對用戶思維過程的近距離接觸。

行業分化：三條截然不同的道路

2026 年 2 月的 AI 產業，正在商業模式上呈現出前所未有的分化。三家主要的 AI 公司選擇了三條截然不同的道路，這種分化將深刻塑造行業的未來格局。

Anthropic：反廣告定位的品牌攻勢

Anthropic 在 2 月 9 日的超級碗 LX 期間推出了標語為「Ads are coming to AI. But not to Claude.」的系列廣告，精準地將自身定位為 AI 廣告化浪潮中的「清流」。這一營銷策略的效果立竿見影——Claude 的下載量在超級碗後一週內暴增 32%。

Anthropic 的策略之所以有效，是因為它抓住了一個正在形成的消費者情緒：對 AI 平台商業化的不信任。當 OpenAI 宣佈廣告計劃的同時，Anthropic 將自己塑造為「用戶利益捍衛者」的角色。這不僅是一次品牌營銷的勝利，更是一次商業模式的宣示——Anthropic 公開押注訂閱制和企業 API 作為其長期收入來源，拒絕走廣告變現的道路。

然而，這一承諾也面臨質疑。Anthropic 目前的底氣來自其充裕的風投資金——公司在最近一輪融資中獲得了 300 億美元的估值。但當 IPO 後面臨公開市場的盈利壓力時，「永不投放廣告」的承諾能否堅持，仍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科技行業的歷史上，類似的「高尚承諾」被商業現實打破的案例俯拾皆是。

Perplexity：從廣告到徹底放棄

如果說 Anthropic 是「從未嘗試廣告」的代表，那麼 Perplexity 則是「嘗試後主動退出」的典型案例。2 月 18 日，Perplexity 宣佈完全放棄其廣告業務，理由是廣告模式嚴重損害了用戶信任。這一決定在行業內引發了巨大震動。

Perplexity 的經歷提供了一個寶貴的反面教材。作為一款以「AI 搜尋」為定位的產品，Perplexity 在引入廣告後迅速面臨用戶的質疑：搜尋結果是基於信息質量排序，還是基於廣告費用排序？這種信任危機對於一款以「提供可靠信息」為核心價值主張的產品而言是致命的。Perplexity 的管理團隊最終認識到，廣告收入帶來的短期利益無法彌補用戶信任流失的長期代價。

Google：毫不猶豫的廣告整合

與 OpenAI 的「轉向」和 Perplexity 的「退出」不同，Google 在 2 月 11 日將購物廣告整合進其 AI Mode 時幾乎沒有遭遇任何輿論阻力。原因很簡單：沒有人對 Google 在 AI 中投放廣告感到意外。Google 的商業模式始終建立在廣告之上，用戶對此有明確的預期。

Google 的案例反映了一個重要的品牌認知原則：真正損害信任的不是廣告本身，而是期望與現實之間的落差。Google 用戶從未被承諾過「無廣告的搜索體驗」，因此廣告在 AI Mode 中的出現只是既有模式的自然延伸。而 OpenAI 曾經明確將廣告定義為「最後手段」（last resort），Sam Altman 本人多次在公開場合表達對廣告模式的排斥。正是這種前後矛盾，放大了用戶的失望情緒。

訂閱制 vs 廣告制：這不僅是商業選擇，更是價值觀宣言

從更宏觀的視角審視，OpenAI 與 Anthropic 之間的商業模式之爭，本質上是互聯網時代兩種根本商業哲學的延續。廣告模式的底層邏輯是「用戶是產品」——通過免費服務吸引用戶，再將用戶的注意力和數據出售給廣告商。訂閱模式的底層邏輯是「用戶是客戶」——通過直接向用戶收費來維持服務，確保公司的利益與用戶利益保持一致。

這兩種模式在 AI 語境下的對立比在任何其他數位產品中都更為尖銳。原因在於 AI 助手所處理的信息的私密程度和影響力。一個社交媒體平台的廣告可能影響你購買哪款運動鞋；但一個 AI 助手的回覆可能影響你的職業決策、健康選擇、投資判斷，甚至世界觀的形成。當這個 AI 助手的營運者同時從廣告商那裏收取費用時，其建議的中立性和可信度就面臨結構性的質疑。

有人會辯稱，只要廣告與 AI 回覆內容保持「清晰分離」，就不會影響回覆的質量。但這種觀點忽略了一個更深層的動態：當廣告收入成為公司的重要收入來源時，產品設計的每一個決策都會受到「如何最大化廣告效果」這一目標的隱性影響。這不需要任何惡意——它是利潤動機在組織結構中自然產生的系統性偏差。

2026 年的定義性辯論：AI 變現之路

如果 2024 年 AI 產業的核心辯論是「誰的模型最強」，2025 年是「誰能率先實現 AGI」，那麼 2026 年的定義性辯論無疑是「AI 應該如何變現」。這場辯論之所以如此關鍵，是因為今天做出的商業模式選擇將鎖定未來十年的產業結構。

歷史提供了明確的教訓。Google 在 2000 年代初期選擇了廣告模式，這一決定不僅塑造了 Google 自身的演化軌跡，更重新定義了整個互聯網的經濟結構。Facebook 在 2012 年選擇全面擁抱廣告，這一決定最終導致了平台設計被廣告效果優化所主導。今天，OpenAI、Anthropic、Google、Perplexity 等公司做出的商業模式選擇，將以同樣深遠的方式塑造 AI 時代的經濟和社會結構。

第三條道路的可能性

值得注意的是，廣告和訂閱並非唯一的選擇。企業 API 授權、垂直行業解決方案、硬體整合、數據分析服務等多元化收入來源，為 AI 公司提供了更豐富的商業模式組合。事實上，最有可能在長期競爭中勝出的公司，或許是那些能在純訂閱和純廣告之間找到創新平衡點的公司——既能覆蓋廣大免費用戶群體，又不犧牲用戶信任。

然而現實是殘酷的。AI 模型的訓練和推理成本之高，使得幾乎所有 AI 公司都面臨巨大的盈利壓力。ChatGPT 每週超過 8 億活躍用戶中，付費訂閱者不足 3%。當風投資金逐漸耗盡、IPO 壓力日益增加時，廣告的誘惑幾乎是不可抗拒的。Anthropic 今天的「反廣告」承諾，是否只是一種策略性的差異化定位，而非永久性的商業原則？這個問題，只有時間能夠回答。

對香港市場的啟示

企業用戶的 AI 工具策略重估

對於香港的企業用戶而言，ChatGPT 廣告化的最新發展要求對 AI 工具選擇策略進行重新評估。特別是金融、法律和醫療等對信息中立性和數據隱私高度敏感的行業，需要認真考量以下問題：使用含廣告的 AI 工具處理敏感業務信息，是否符合公司的合規要求？AI 工具供應商的商業模式，是否可能影響其回覆的客觀性？

零語境廣告投放機制的出現尤其值得關注。如果 AI 系統能在用戶僅發出一條訊息的情況下就投放「相關」廣告，這意味着系統對用戶的了解程度遠超單次對話的範圍——它必然在利用歷史數據和行為模式進行用戶畫像的構建。對於處理機密信息的專業人士而言，這種數據利用方式構成了不可忽視的風險。

消費者意識的培養

Hitzig 的警告——AI 平台持有「人類私密思想的最詳盡紀錄」——對香港消費者同樣適用。隨着 AI 工具在日常生活中的普及，用戶需要認識到：你與 AI 的每一次對話都在生成數據，而這些數據的價值和潛在用途取決於平台的商業模式。選擇一款 AI 工具，不僅是選擇一種技術能力，更是選擇一種數據治理框架。

監管層面的前瞻性思考

香港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應密切關注 AI 廣告模式的演進。零語境廣告投放所暗示的用戶畫像構建深度、廣告退出機制的實質公平性、AI 對話數據在廣告系統中的具體使用方式——這些都是亟需釐清的監管議題。在全球範圍內，AI 廣告的監管框架尚處於真空狀態，香港有機會在這一領域走在前列。

結語：一場關於 AI 靈魂的戰爭

Zoe Hitzig 在她的《紐約時報》文章中寫道，OpenAI 正站在一個岔路口：它可以選擇成為一家真正為用戶服務的 AI 公司，也可以選擇走上「Facebook 路徑」——一條以用戶數據為燃料、以廣告收入為目標的道路。零語境廣告投放的啟動和「以訊息額度換取無廣告」的退出機制，強烈暗示着後者正在成為現實。

Anthropic 的超級碗廣告和 Perplexity 的徹底退出，證明了市場上確實存在對「非廣告 AI」的強烈需求。但問題在於，這種需求能否支撐起足夠龐大的商業規模。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麼 2026 年將被記住為 AI 商業模式分化的元年——一些公司選擇了注意力經濟的既有路徑，另一些則開創了新的可能。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麼 Hitzig 的警告可能成為一個不幸的預言：所有 AI 公司最終都將走上同一條被廣告收入驅動的道路。

對於每一個 AI 用戶而言，這場辯論的結果攸關切身利益。你今天選擇使用的 AI 工具，以及你對其商業模式的接受或拒絕，正在共同塑造 AI 產業的未來走向。在這個意義上，每一次打開 ChatGPT 或 Claude 的決定，都不僅是一個技術選擇，更是一次關於數位未來的投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