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ST 啟動 AI 代理標準倡議:美國首個自主 AI 代理監管框架,三大支柱重塑全球規則
從「AI 安全研究所」到「AI 標準與創新中心」,華盛頓正以標準制定搶佔全球 AI 代理話語權
從「AI 安全研究所」到「AI 標準與創新中心」,華盛頓正以標準制定搶佔全球 AI 代理話語權
2026 年 2 月 17 日,美國國家標準暨技術研究院(NIST)旗下的「AI 標準與創新中心」(Center for AI Standards and Innovation,簡稱 CAISI)正式啟動了「AI 代理標準倡議」(AI Agent Standards Initiative)。這是全球首個由國家級標準機構主導的 AI 代理專項監管框架,涵蓋產業標準制定、開源協議開發以及安全與身份研究三大支柱,目標是在 AI 代理從實驗室走向大規模生產部署的關鍵窗口期,確立美國在全球 AI 代理標準領域的領導地位。
這項倡議的背景值得關注:CAISI 的前身正是拜登政府時期成立的「AI 安全研究所」(AI Safety Institute),在特朗普政府上任後被重新命名並調整使命。這一更名不僅是機構層面的變動,更折射出美國 AI 政策從「安全優先」向「標準主導」的戰略轉向——華盛頓不再僅僅談論 AI 的風險,而是要主動書寫 AI 代理時代的遊戲規則。
AI 代理標準倡議圍繞三大支柱展開,每一項都直指 AI 代理大規模部署所面臨的核心挑戰。
第一根支柱聚焦於「由產業界主導」的標準開發,同時確保美國在國際標準組織中的話語權。這一策略具有明確的地緣政治意涵:在 ISO、ITU 等國際標準論壇中,中國實體近年來積極參與甚至主導了多項 AI 相關標準的制定工作。NIST 此舉顯然意在扭轉這一局面,以美國的技術優勢和產業生態為基礎,推動符合西方價值觀和技術路線的 AI 代理標準成為國際共識。
值得注意的是,NIST 強調這些標準將是「產業主導」而非「政府主導」的。這與美國長期以來在技術標準領域的策略一脈相承——政府搭建平台、提供資源,但讓 Google、Microsoft、Anthropic、OpenAI 等科技巨頭在標準的具體內容上發揮主導作用。這一模式的優勢在於標準能夠貼近實際應用需求,劣勢則在於可能被少數大型企業的利益所左右。
第二根支柱將目光投向開源社區,旨在促進開放標準協議的開發。隨著 AI 代理在不同平台和系統之間的互操作性需求日益迫切,開源協議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當一個 AI 代理需要跨越不同的企業系統、雲端平台和應用程式來完成任務時,它需要一套統一的「語言」來溝通——這正是開源協議要解決的問題。
目前,Model Context Protocol(MCP)等開源協議已經在 AI 代理的工具調用和上下文管理方面取得了顯著進展。NIST 的介入可能為這些草根級別的協議開發注入更多制度化支持,同時也有助於在不同的開源項目之間建立協調機制,避免標準的碎片化。
第三根支柱或許是最具實質性的一項:推進 AI 代理安全和身份認證的前沿研究。在 AI 代理日益自主化的今天,三個根本性問題亟待回答:
「在人類員工的世界裡,我們有身份證、工作許可、權限等級。但在 AI 代理的世界裡,這些基礎設施幾乎是空白的。NIST 的倡議正是要為 AI 代理建立這套『數位身份基礎設施』。」
NIST 為這項倡議設定了緊湊的時間表,顯示出華盛頓對搶佔先機的急迫感。
這一時間表反映出政策制定者對 AI 代理發展速度的深刻認知。事實上,AI 代理已經不再是技術展示中的概念性產品。美國國防部的 GenAI.mil 平台已經擁有 110 萬軍事用戶,橫跨陸軍、海軍、空軍、海軍陸戰隊和太空軍五大軍種。國家科學基金會(NSF)作為跨部門合作夥伴參與了這項倡議,進一步凸顯了其戰略重要性。
理解這項倡議,不能僅從技術角度出發,更需要看到其背後的地緣政治博弈。
在國際標準制定領域,中國近年來的影響力顯著上升。中國企業和研究機構在 ITU、ISO 等組織中提交了大量 AI 相關標準提案,並在多個工作組中佔據了重要席位。美國此次以 NIST 為平台、以 AI 代理為切入點發起標準倡議,帶有明確的「標準競賽」意味——誰制定了規則,誰就能在未來的 AI 代理經濟中佔據優勢。
從「AI 安全研究所」到「AI 標準與創新中心」的更名本身就是一個信號。拜登政府時期,美國 AI 政策的重心放在安全和風險管控上;而特朗普政府顯然更傾向於將 AI 政策與產業競爭力和國際標準領導力掛鉤。名稱中「標準」(Standards)和「創新」(Innovation)兩個關鍵詞的加入,傳遞出「以標準促創新、以創新定標準」的政策邏輯。
GenAI.mil 擁有 110 萬軍事用戶這一數據尤其引人注目。這意味著 AI 代理已經在全球最大的軍事組織中實現了大規模部署,而這些代理的安全性、身份管理和授權機制的重要性,遠超任何商業應用場景。可以說,軍事領域的需求正在倒逼標準的快速成型。
對於香港和亞太地區的企業、政策制定者和技術社區而言,NIST 的這項倡議具有多層面的重要意義。
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和科技樞紐,企業在部署 AI 代理時往往需要同時滿足多個司法管轄區的要求。美國主導的 AI 代理標準一旦成形,將不可避免地影響到在美國市場運營或與美國企業合作的香港公司。金融業尤其敏感——如果美國對金融領域的 AI 代理設定了特定的身份認證和授權標準,香港的銀行和金融機構可能需要在相對短的時間內實現合規。
香港身處中美科技博弈的交匯點,在 AI 代理標準問題上面臨獨特的挑戰。一方面,香港企業需要關注 NIST 倡議的進展,確保與西方市場的標準接軌;另一方面,中國內地的 AI 代理標準體系也在快速成型。如何在兩套可能存在差異的標準體系之間找到平衡,將是香港科技界必須面對的課題。
NIST 倡議的第二根支柱——社區主導的開源協議開發——為亞太地區的開發者提供了直接參與的機會。開源社區不受地理邊界限制,香港和亞太的技術團隊完全可以在 AI 代理互操作性協議的開發中發揮積極作用,既為全球標準貢獻亞洲視角,也為自身在未來 AI 代理生態中爭取有利位置。
NIST 關於 AI 代理安全和身份的研究方向,對香港的監管機構同樣具有參考價值。香港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PCPD)和金融管理局(HKMA)在制定 AI 代理相關指引時,可以借鑑 NIST 在身份驗證、授權管理和跨系統安全方面的研究成果。
NIST 的 AI 代理標準倡議標誌著一個歷史性轉折:全球監管界第一次正式承認 AI 代理作為一個獨立的技術類別,需要專門的標準和治理框架。在此之前,AI 代理的監管討論大多被歸入「通用 AI 系統」或「自動化決策」的範疇,缺乏針對性。
這一「從零到一」的意義怎麼強調都不為過。隨著 AI 代理從單一任務執行者進化為能夠跨系統、跨平台自主協作的複雜實體,傳統的 AI 治理框架已經力不從心。一個能夠自主瀏覽網頁、發送郵件、操作資料庫、調用 API 的 AI 代理,其行為模式更接近一個「數位員工」而非一個軟體工具——它需要的不是軟體許可證,而是「數位身份」和「行為授權」。
當然,倡議的最終成效仍有待觀察。從發起到形成具有約束力的標準,通常需要數年的多方博弈。但第一步已經邁出,而且 NIST 設定的緊湊時間表——3 月 9 日的資訊徵求截止、4 月 2 日的草案反饋截止——表明這絕非一個走過場的「研究項目」,而是一個帶有明確政策目標的戰略行動。
「誰制定了 AI 代理的標準,誰就制定了 AI 經濟的遊戲規則。NIST 的倡議不僅關乎技術規範,更關乎未來十年 AI 產業的全球權力格局。」
對於香港和亞太地區的利益相關者而言,現在正是密切關注、積極參與、提前佈局的關鍵時刻。AI 代理時代的「規則之戰」已經打響,置身事外不是一個選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