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 RAISE 法案正式生效:AI 開發商違規最高罰款 3,000 萬美元,美國最嚴前沿 AI 問責立法解析
2026 年 1 月 1 日,紐約州《負責任 AI 安全與教育法》(RAISE Act)正式生效,成為美國目前針對前沿 AI 開發商問責力度最強的州級立法。首次違規最高罰款 1,000 萬美元,累犯則高達 3,000 萬美元。與此同時,美國 38 個州的 AI 立法浪潮與聯邦政府的「去監管」方向正面相撞,一場關於誰來定義 AI 規則的深層角力正在展開。
2026 年 1 月 1 日,紐約州《負責任 AI 安全與教育法》(RAISE Act)正式生效,成為美國目前針對前沿 AI 開發商問責力度最強的州級立法。首次違規最高罰款 1,000 萬美元,累犯則高達 3,000 萬美元。與此同時,美國 38 個州的 AI 立法浪潮與聯邦政府的「去監管」方向正面相撞,一場關於誰來定義 AI 規則的深層角力正在展開。
RAISE 法案的全稱是《負責任 AI 安全與教育法》(Responsible AI Safety and Education Act),其核心監管對象並非所有 AI 系統,而是專門鎖定在訓練成本上投入極大的「前沿模型」開發商。這種精準定向的立法設計,反映了紐約州立法者對當前 AI 風險格局的清醒認知:能夠造成重大社會影響的,往往是少數掌握最強算力與最大模型的頂尖企業。
法案要求符合條件的 AI 開發商履行三項核心義務:制定並公開 AI 安全政策、建立可驗證的風險緩解框架,以及禁止部署被認定為「危險」的特定 AI 模型。這三項義務環環相扣,共同構成一個以預防為主的問責體系。
RAISE 法案中最具爭議性的條款,是對「危險 AI 模型」的界定。法案採用了以功能性危害為核心的框架,而非固定的技術參數門檻。這意味着評估一個模型是否「危險」,需要評估其在實際部署場景中可能造成的危害,包括但不限於:協助製造生物、化學或核武器;大規模操控政治輿論;對關鍵基礎設施造成系統性威脅。
這種功能性界定方式的優點在於靈活性——它能隨技術發展而調整,不會因為模型架構的變化而失效。但其缺點同樣明顯:「危險」與「不危險」之間的邊界模糊,可能導致法律不確定性,令開發商難以預判合規義務的具體範圍,從而引發訴訟風險。
RAISE 法案的罰款結構採用了階梯式設計:首次違規上限 1,000 萬美元,累犯則三倍至 3,000 萬美元。對比全球其他主要 AI 監管框架,這一罰則的實際威懾力值得仔細評估。
| 監管框架 | 最高罰款 | 計算基準 |
|---|---|---|
| 紐約 RAISE 法案(累犯) | 3,000 萬美元 | 固定上限 |
| 歐盟 AI 法案(嚴重違規) | 3,500 萬歐元或全球年營收 7% | 以較高者為準 |
| 歐盟 AI 法案(一般違規) | 1,500 萬歐元或全球年營收 3% | 以較高者為準 |
| 紐約市 Local Law 144 | 每日 1,500 美元 | 按日計算 |
從絕對金額看,3,000 萬美元對 OpenAI、Google、Anthropic、Meta 等前沿模型開發商而言,不過是幾天乃至幾小時的營收。真正的威懾力,可能更多來自法案帶來的聲譽風險、部署限制,以及潛在的監管先例效應——一旦被認定為「危險 AI」的部署者,其市場准入與融資前景都將受到深遠影響。
法律的震懾力從來不僅僅來自罰款數字本身。RAISE 法案真正的殺手鐗,是其賦予監管機構認定模型「危險」並強制停止部署的裁量權——這對任何 AI 公司而言都是存亡之威脅。
RAISE 法案並非紐約在 AI 監管領域的第一步。早在 2023 年,紐約市就已率先推行 Local Law 144,要求僱主在使用自動化就業決策工具(如 AI 篩選履歷系統)前,必須進行第三方偏見審計,並向求職者披露相關使用情況。Local Law 144 的監管邏輯是「終端問責」——聚焦 AI 系統的使用場景和影響,而非開發過程本身。
RAISE 法案則將監管視角上移,直接針對開發商和模型本身,形成了從「使用端」到「開發端」的雙層監管架構。兩部法律合在一起,勾勒出紐約在 AI 問責上的完整思路:既要管控 AI 被如何使用,也要約束最強大的 AI 模型如何被開發與部署。
紐約 RAISE 法案並非孤例。在聯邦層面長期立法真空的背景下,美國各州已成為 AI 監管的主要戰場。在最近一個立法周期中,全美已有 38 個州通過了某種形式的 AI 相關立法,另有 27 個州共計 78 項與聊天機器人相關的法案仍在審議中。
幾個值得重點關注的州級立法動態:
38 個州的 AI 立法浪潮,正與特朗普政府的聯邦 AI 政策方向發生正面碰撞。2025 年 12 月,特朗普簽署行政令,明確反對各州制定「相互衝突」的 AI 法律,並宣布成立訴訟工作組,專門應對可能阻礙 AI 創新的州級立法。商務部被責成在 2026 年 3 月 11 日前公布「繁瑣」州級 AI 法律名單,聯邦貿易委員會(FTC)也須在同日發布 AI 政策聲明,明確哪些情況下州法律可被聯邦法律凌駕。
聯邦政府的核心立場是:零散的州級立法將製造合規碎片化,損害美國 AI 企業的全球競爭力,應由聯邦建立統一的、有利於創新的監管框架。
但州政府的反駁同樣有力:在聯邦 AI 法律遲遲不出台的現實下,是州政府填補了公民保護的真空。如果聯邦以「促進創新」為由凌駕州法,實質上等同於在 AI 問責領域的系統性去監管。
這場聯邦與州政府的 AI 監管角力,本質上是一場關於「誰的利益優先」的政治博弈:聯邦政府傾向於保護 AI 產業的全球競爭力;州政府則更直接回應選民對 AI 危害的具體憂慮。
法律學者普遍預期,部分州級 AI 法律將面臨聯邦優先權(federal preemption)的司法挑戰。RAISE 法案因其明確針對前沿模型開發商、且罰款力度顯著,料將成為這場法律戰的早期試驗場。
歐盟《AI 法案》的實施催生了所謂的「布魯塞爾效應」——歐盟的嚴格監管標準事實上成為了跨國企業的全球基準,因為企業傾向於按最嚴格的標準統一合規,而非為每個市場分別設置。紐約和德州的 AI 立法,有可能在美國國內形成類似效應。
對於全球 AI 開發商而言,紐約市場(全美最重要的金融和媒體中心之一)的准入條件具有戰略意義。如果 RAISE 法案的合規標準成為在紐約開展業務的必要前提,那麼即便聯邦政府最終不採納類似標準,具有全球業務的 AI 企業也可能自願按照 RAISE 法案的框架調整其安全政策——從而產生超越紐約州邊界的影響力。
香港作為亞洲區域 AI 樞紐,理解美國 AI 監管格局的演變具有直接的戰略意義。美國是全球最重要的 AI 技術和資本輸出國,其監管框架的走向將直接影響香港企業採購、使用和整合美國 AI 服務的合規成本與風險敞口。
香港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PCPD)已於近年相繼發布 AI 個人資料保護框架及生成式 AI 開發與應用指引,確立了以問責制、透明度和人工監督為核心的本地 AI 治理原則。與 RAISE 法案相比,香港現行框架更多依賴自願合規與原則性指引,強制性法律後果相對有限。
對於在港運營並使用美國前沿 AI 服務的企業,RAISE 法案帶來的實際影響有兩個層面。其一,作為 AI 服務的下游採購方,企業需評估其所採用的 AI 工具(如 GPT-4、Claude、Gemini 等)的供應商是否正面對 RAISE 法案帶來的合規壓力,這可能影響服務的穩定性、功能的可用性及供應商對本地化需求的響應能力。其二,若香港企業同時向美國市場(特別是紐約市場)提供 AI 相關服務,則需評估自身是否可能落入 RAISE 法案的適用範疇。
美國州級 AI 立法浪潮的最大啟示,不在於具體條款的借鑒,而在於它揭示了一個普遍規律:當聯邦(或中央)層面的立法缺位時,地方政府會主動填補空白,而這種碎片化的監管格局往往比統一框架給企業帶來更高的合規成本。香港若能在維持監管敏捷性的同時,建立清晰、可預期的 AI 治理框架,對吸引全球 AI 企業落戶具有重要的競爭優勢。
與此同時,美國聯邦與州政府的監管張力也提醒我們:AI 治理的最終博弈,往往不只是技術問題,而是關於風險分配、責任歸屬和政治優先順序的根本性價值選擇。香港在制定自身 AI 治理框架時,需要在促進創新與保障公民權益之間,找到符合本港實際的平衡點。
美國 AI 監管格局在 2026 年仍將持續演變,以下三個時間節點值得持續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