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 年 2 月 28 日，數百名示威者穿越倫敦 King's Cross 科技園區，矛頭直指 OpenAI、Meta 和 Google DeepMind 的英國總部。由 Pause AI 與 Pull the Plug 兩大草根組織聯手發起的這場遊行，被定性為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反 AI 實體示威。從「網路垃圾內容與虐待圖像」到「殺人機器人與人類滅絕」，抗議者的訴求涵蓋了 AI 危害的完整光譜。同一時期，QuitGPT 退訂運動持續蔓延，全球反 AI 情緒正從線上鍵盤抗議升級為街頭行動。
2 月 28 日的倫敦天氣陰冷，但 King's Cross 科技園區的空氣卻異常灼熱。數百名來自英國各地——乃至歐洲其他國家——的示威者彙集於此，高舉着「暫停 AI」、「拔掉插頭」、「人類不是數據」等標語牌，沿着匯集了英國最重要 AI 企業總部的街道緩步行進。這不是一次臨時起意的快閃行動，而是由兩個近年來迅速崛起的反 AI 草根組織——Pause AI 和 Pull the Plug——經過數月策劃的大規模示威。
選擇 King's Cross 作為遊行路線絕非偶然。這個曾經以火車站聞名的倫敦北部區域，在過去十年間已蛻變為英國的 AI 產業心臟地帶。OpenAI 的英國總部、Meta 的倫敦辦公室、以及 Google DeepMind 的全球總部——這三家被視為全球 AI 軍備競賽主角的公司——全部座落在這片不到一平方英里的區域內。對示威者而言，這裏不僅是一個地理座標，更是一個象徵：它代表着不受約束的 AI 權力集中。
「我們不是反對技術進步，我們反對的是一小群矽谷億萬富翁在沒有任何民主授權的情況下，決定全人類的未來。」—— 一名 Pause AI 組織者在遊行現場的發言
《MIT Technology Review》的資深記者 Will Douglas Heaven 親赴現場進行了詳細報導。他觀察到，這次示威的參與者構成極為多元：有擔心工作被取代的白領專業人士、有長期關注 AI 倫理的學術研究者、有反對 AI 生成色情內容的兒童保護倡議者、也有信奉存在風險（existential risk）理論的技術末日論者。他們的訴求或許各不相同，但匯聚成了一個統一的聲音：AI 發展的速度已經超越了社會消化和治理的能力。
要理解這場示威的意義，首先需要理解它的兩個組織方。Pause AI 成立於 2023 年，最初是受到一封由數千名 AI 研究者和科技領袖聯名簽署的公開信——呼籲暫停訓練比 GPT-4 更強大的 AI 系統至少六個月——所啟發。這封公開信的簽署者包括 Elon Musk、Steve Wozniak、以及多位圖靈獎得主。Pause AI 將這份公開信的精神轉化為持續性的草根行動，在全球多個城市組織小規模抗議和公眾教育活動。
Pull the Plug 則代表着反 AI 運動中更為激進的一翼。該組織的名稱直譯為「拔掉插頭」，其主張比 Pause AI 更為徹底：不僅僅是「暫停」AI 發展，而是要求對最危險的 AI 研究進行永久性禁止。Pull the Plug 的成員更多來自環保運動和反核運動的傳統，他們將不受控制的 AI 發展類比為核擴散——一種一旦釋放就無法收回的存在性威脅。
這兩個組織過去曾各自為戰，但 2 月 28 日的倫敦遊行標誌着它們首次大規模聯合行動。這種合作本身就釋放了一個重要信號：反 AI 運動正在從分散的小圈子整合為更有組織、更具政治能量的社會力量。
反 AI 情緒並非新鮮事物。自 ChatGPT 於 2022 年底推出以來，社交媒體上就充斥着對 AI 技術的批評和擔憂。但長期以來，這些批評主要停留在線上空間——推文、部落格文章、Reddit 討論串——缺乏轉化為現實世界行動的動力和組織基礎。
2025 年是轉折之年。隨着 AI 對就業市場的衝擊從預測變成現實、AI 生成的虛假內容在選舉中被大規模利用、以及多家科技公司公然削弱安全團隊的事件接連曝光，公眾對 AI 的不滿情緒達到了一個臨界點。Pause AI 在 2025 年下半年組織了多場小型抗議——在舊金山 OpenAI 總部前、在布魯塞爾歐盟總部前、在倫敦國會大廈前——每一場都吸引了比前一場更多的參與者。
2026 年 2 月的倫敦遊行，是這個漸進式升級的最新——也是迄今最大——的高潮。從二十人的快閃到數百人的遊行，反 AI 運動正在完成從邊緣到主流、從線上到線下的關鍵轉型。
「兩年前，人們覺得上街抗議 AI 是一件荒唐的事情。現在，當你的鄰居因為 AI 失去工作，當你的孩子在網上看到 AI 生成的虐待圖像，『荒唐』的定義已經完全改變了。」—— Pull the Plug 組織者接受《MIT Technology Review》採訪
這次示威最值得注意的特徵之一，是參與者訴求的極端多樣性。《MIT Technology Review》的 Will Douglas Heaven 在報導中特別指出，示威隊伍中的標語牌涵蓋了 AI 危害的幾乎每一個面向。
相當一部分示威者關注的是 AI 已經造成的、可觀察的、具體的傷害。「網路垃圾內容」（online slop）是一個反覆出現的主題——AI 生成的低品質文章、虛假評論和垃圾訊息正在污染整個互聯網生態。搜尋引擎的搜索結果被 AI 生成的 SEO 垃圾所淹沒；社交媒體的時間線被 AI 機器人帳號所操控；電商平台充斥着 AI 生成的虛假產品評價。
「虐待圖像」（abusive images）是另一個核心議題。AI 圖像生成技術被用於製造非自願色情內容（non-consensual intimate imagery, NCII）、深度偽造（deepfake）和兒童性剝削材料（CSAM）的案例在過去一年急劇增加。多名示威者手持的標語直接引用了具體的受害者案例，呼籲立法禁止 AI 生成的虐待性圖像。
另一群示威者的焦點在於 AI 對就業市場和經濟結構的衝擊。隨着大型語言模型在翻譯、寫作、編程、客服、法律研究等領域展現出越來越強的能力，白領工作者對職業安全的焦慮已從理論層面轉為切身體驗。示威者中不乏親身經歷或目睹同事因 AI 導入而被裁員的專業人士。
版權侵權也是一個重要的抗議主題。AI 模型在未經授權的情況下使用創作者的作品進行訓練，這個問題至今在法律上仍未得到明確解決。作家、插畫師、攝影師和音樂家的代表團體也加入了遊行隊伍，要求建立公平的補償機制。
在訴求光譜的另一端，是那些關注 AI 長期存在風險的示威者。「殺人機器人」（killer robots）和「人類滅絕」（human extinction）是他們標語上最常見的字眼。這個群體的擔憂植根於對超級智能（superintelligence）和人工通用智能（AGI）的理論思考——如果 AI 系統的能力超越人類控制，其後果可能是不可逆的、災難性的。
雖然這些遠端風險在公眾眼中往往被視為「科幻小說式的誇張」，但值得注意的是，包括 Geoffrey Hinton（圖靈獎得主、「AI 教父」）和多位頂尖 AI 研究者在內的權威人士，都曾公開表達過對這些風險的嚴肅關切。
與倫敦街頭的實體示威平行發展的，是一場同樣引人注目的線上消費者運動——QuitGPT。這場運動的核心訴求極其簡單直接：呼籲 ChatGPT 的付費訂閱用戶取消訂閱，用經濟壓力向 OpenAI 傳遞不滿信號。
QuitGPT 運動的直接導火線是兩個事件的疊加效應。首先，OpenAI 聯合創辦人 Greg Brockman 向一個支持美國前總統 Donald Trump 的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super PAC）捐款的消息曝光，引發了大量用戶——特別是政治立場偏自由派的科技業用戶——的強烈反彈。對這些用戶而言，每月 20 美元的 ChatGPT Plus 訂閱費正在間接資助他們所反對的政治力量。
其次，美國移民及海關執法局（ICE）使用 GPT-4 進行求職者簡歷篩選的消息被揭露。這意味着 OpenAI 的技術正在被用於一個備受爭議的移民執法機構的人力資源流程中——一個 AI 系統可能直接影響移民命運的場景。對於許多關注社會正義的用戶而言，這是不可接受的。
「你不需要上街遊行才能抗議。取消你的 ChatGPT 訂閱只需要三分鐘，但它發送的信息是清晰的：我們拒絕用消費支持一家與我們價值觀背道而馳的公司。」—— QuitGPT 運動的社交媒體帖文
QuitGPT 運動的策略借鑑了過去成功的消費者杯葛行動的經驗。它不要求人們做出巨大的犧牲——取消一個月費 20 美元的訂閱對大多數人來說不構成重大不便——但當足夠多的人同時行動時，對 OpenAI 的收入影響可能是顯著的。考慮到 OpenAI 目前仍在大幅虧損、嚴重依賴訂閱收入來支撐其天文數字般的運營成本，即使訂閱用戶的流失率只增加幾個百分點，也可能引起投資者的關注。
值得注意的是，反 AI 運動的崛起恰好發生在 AI 企業大幅增加公關和廣告投入的同一時期。據行業數據顯示，AI 公司在 2025 年的美國數位廣告支出超過 10 億美元，較上一年度暴增 126%。這一數字揭示了一場正在進行的敘事戰爭的規模。
從 Google 的超級碗廣告到 OpenAI 在主要城市地鐵站的大型看板，從 Microsoft 的電視廣告系列到各家公司在社交媒體上的精準投放，AI 產業正在斥巨資塑造公眾對 AI 的認知。這些廣告的訊息一致而明確：AI 是創造力的助手、是效率的革命、是人類進步的下一個階段。
然而，10 億美元的廣告攻勢與街頭的抗議聲浪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一方面，AI 公司正在花費前所未有的資金來說服公眾擁抱 AI；另一方面，越來越多的公民正在走上街頭表達他們的擔憂和反對。這種張力本身就是 AI 產業當前處境的最佳隱喻：技術的推進速度與社會的接受程度之間，存在着一道正在擴大的裂縫。
倫敦的示威並非孤立事件。在整個歐美世界，反 AI 情緒正在多點開花。在美國，好萊塢編劇和演員工會在 2023 年的大罷工中就已將 AI 議題推向主流公眾視野。在歐洲，歐盟《AI 法案》（EU AI Act）的推動過程中，公民社會組織發揮了關鍵的倡議作用。在意大利，監管機構曾一度禁止 ChatGPT，儘管這一禁令後來被解除，但它證明了政治力量在 AI 監管問題上是可以被動員的。
歐美反 AI 運動的共同特徵是：它們往往根植於對個人權利、勞動權益和民主治理的深層關切。這些社會有着成熟的公民社會傳統、強大的工會組織和敏銳的媒體監督，為反 AI 運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相比歐美的街頭抗議，亞洲社會對 AI 的態度呈現出一幅更為複雜的圖景。在日本和韓國，公眾對 AI 的態度相對積極——這與這兩個社會長期以來對機器人和自動化技術的文化親和力密切相關。日本的「技術樂觀主義」傳統，加上面對嚴重人口老齡化對自動化勞動力的迫切需求，使得日本社會更傾向於將 AI 視為解決方案而非威脅。
在中國大陸，AI 發展被視為國家戰略優先事項，公眾的討論空間和反對聲音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但這並不意味着擔憂不存在——中國互聯網上關於 AI 取代就業、AI 造假和數據隱私的討論同樣非常活躍，只是這些討論更多以個人層面的焦慮而非組織化的抗議形式呈現。
東南亞和南亞國家則面臨着一個獨特的矛盾：一方面，AI 技術被視為經濟發展的跳板——幫助這些國家在全球價值鏈中實現跨越式升級；另一方面，AI 對低成本服務業外包的威脅（如客服中心、數據輸入等），恰恰衝擊的是這些國家賴以融入全球經濟的核心產業。印度的 IT 外包產業已經開始感受到 AI 代碼生成工具的壓力，相關的就業焦慮正在上升。
倫敦的反 AI 示威，對香港社會提出了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在這場全球性的 AI 態度重塑中，香港處於光譜的哪個位置？
香港特區政府近年來積極推動 AI 產業發展。從數碼港到科學園，從「北部都會區」的新科技走廊到各大學的 AI 研究中心，政策層面的信號是明確的：AI 是香港經濟轉型的戰略支柱。這種政策取向與亞洲鄰近經濟體的主流方向一致——在全球 AI 競賽中，落後意味着在未來經濟版圖中失去位置。
然而，政策層面的積極推進與社會層面的深層疑慮之間，是否存在着一個尚未被充分正視的張力？香港作為一個國際化的開放社會，其市民既能接觸到矽谷的技術樂觀敘事，也能感受到歐洲的批判性反思。在這種雙重資訊暴露下，香港公眾對 AI 的態度很可能比政策制定者所假設的更為複雜和分化。
香港處於東方與西方、中國大陸與國際社會的文化交匯點。這種獨特的位置意味着，香港社會對 AI 的態度可能會受到來自多個方向的影響拉扯：來自內地的「國家科技自主」敘事、來自美國的「矽谷創新至上」敘事、來自歐洲的「公民權利優先」敘事——這三種截然不同的框架在香港社會中同時存在、相互競爭。
對於香港的政策制定者而言，倫敦的反 AI 示威應被視為一個預警信號。它表明，即使在經濟相對繁榮、技術素養相對較高的社會中，如果公眾的擔憂長期被忽視或被斥為「不理解技術」，這些擔憂最終將以更具對抗性的形式爆發。香港需要在推動 AI 產業發展的同時，建立有效的公眾參與機制和透明的治理框架，確保技術進步不以犧牲社會共識為代價。
在全球反 AI 運動從線上轉向線下的大趨勢中，亞洲社會——包括香港——不可能永遠置身事外。問題不在於這股浪潮會不會到來，而在於當它到來時，我們是否已經建立了足以容納不同聲音、平衡不同利益的治理框架。
有些觀察者可能會將倫敦的示威視為一次「反技術浪漫主義」的短暫爆發，類似於歷史上每一次重大技術變革時都會出現的「盧德主義」（Luddism）反應。但有幾個結構性因素表明，當前的反 AI 運動可能具有更持久的動力。
第一，AI 的影響範圍前所未有地廣泛。與工業革命主要衝擊體力勞動、互聯網革命主要改變資訊傳播不同，生成式 AI 同時觸及了認知勞動、創意產業、社會關係和資訊生態的每一個角落。這意味着潛在的受影響者——也就是潛在的反對者——的基數比任何前例都要大得多。
第二，AI 公司的信任資本正在快速消耗。從 OpenAI 的公司治理危機到安全團隊的大出走，從用戶數據的不透明使用到與軍事和情報機構的合作曝光，AI 企業在過去一年中的信任赤字已經達到危險水平。QuitGPT 運動的興起正是這種信任崩塌的直接產物。
第三，經濟週期的轉變可能加劇反 AI 情緒。如果全球經濟進入下行期，AI 導致的失業問題將變得更加尖銳——因為在衰退中被取代的工人將發現重新就業的門檻更高、機會更少。經濟壓力往往是社會運動最強大的催化劑。
Pause AI 和 Pull the Plug 的聯合行動，標誌着反 AI 運動正在經歷一個關鍵的組織化升級。從分散的線上抱怨到有組織的街頭行動，從單一議題的小型集會到覆蓋完整危害光譜的大規模遊行——這種演進模式與歷史上成功的社會運動（如環保運動、反核運動）的早期階段高度吻合。
特別值得關注的是，這些組織正在學習如何將「大帳篷策略」（big tent strategy）應用於反 AI 議題——也就是說，在保持訴求多元性的同時，找到一個足以凝聚所有人的共同旗幟。「暫停」或「監管」作為最小公約數的口號，成功地將關心失業的工人、關心版權的藝術家和關心滅絕風險的哲學家聚集在了同一面旗幟下。
面對日益壯大的反 AI 運動，科技公司的回應策略大致可分為三類。
第一種是沉默。大多數被抗議的公司選擇不直接回應示威活動，希望通過不給予注意力來削弱運動的影響力。這種策略在運動的早期階段或許有效，但當抗議規模達到能夠吸引主流媒體報導的程度時，沉默反而可能被解讀為傲慢。
第二種是輕蔑。部分科技界人士在社交媒體上將示威者貼上「盧德主義者」或「反科學」的標籤，試圖通過知識精英主義的框架來消解抗議的正當性。然而，當示威隊伍中有不少持有高等學位的專業人士和前 AI 研究者時，這種輕蔑策略的說服力就大打折扣了。
第三種是「安全洗白」（safety washing）——也就是在公關層面加倍強調自己對 AI 安全的承諾，同時在實際操作中繼續削減安全投入。過去一年中，多家 AI 公司一邊發布措辭優美的安全報告，一邊解散安全團隊或邊緣化安全研究者的事實，讓這種策略的虛偽性越來越難以掩蓋。
倫敦的遊行結束了，示威者回到了各自的日常生活。但這場運動所代表的力量不會消散。在未來數月，我們可能會看到以下幾個趨勢的持續展開：
反 AI 運動的規模和頻率將繼續增長。隨着 AI 對日常生活的滲透不斷加深，越來越多的普通人——而不僅僅是技術專家和活動人士——將被捲入這場對話。2026 年可能會出現參與人數達到數千甚至上萬的反 AI 示威。
消費者杯葛行動將擴展到 ChatGPT 之外。QuitGPT 只是開始。如果類似的運動擴展到其他 AI 產品和服務——Google Gemini、Microsoft Copilot、Meta AI——那麼消費者壓力將成為 AI 公司無法忽視的力量。
政治系統將開始回應。當街頭抗議達到一定規模時，政治人物——特別是面臨選舉壓力的政治人物——將不得不表態。AI 監管可能從政策研究的邊緣議題上升為選舉辯論的核心話題。
最根本的問題依然是：AI 的發展是否可以在保持創新動力的同時，建立起足以贏回公眾信任的治理機制？如果科技公司和政府無法對這個問題給出令人信服的答案，倫敦 King's Cross 的遊行將僅僅是一個更大故事的序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