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 2026-27 財政預算案:百億 AI 創新豪賭與 AIRDI 研究院的誕生
財政司司長公佈 2026-27 年度財政預算案,承諾投入 100 億港元推動人工智能、生命科學及先進產業發展。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撥款 10 億港元成立全新的香港人工智能研發院(AIRDI),以及將數碼港 AI 超算中心算力提升至 3,000 petaFLOPS。在全球 AI 軍備競賽白熱化的當下,這份預算案能否助香港在亞太 AI 版圖中佔據一席之地?
財政司司長公佈 2026-27 年度財政預算案,承諾投入 100 億港元推動人工智能、生命科學及先進產業發展。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撥款 10 億港元成立全新的香港人工智能研發院(AIRDI),以及將數碼港 AI 超算中心算力提升至 3,000 petaFLOPS。在全球 AI 軍備競賽白熱化的當下,這份預算案能否助香港在亞太 AI 版圖中佔據一席之地?
2026-27 年度財政預算案並非一份普通的年度開支藍圖。在全球科技巨頭每年投入數千億美元進行 AI 研發、各國政府紛紛推出國家級 AI 戰略的背景下,香港這份合共 100 億港元(約 12.8 億美元)的 AI 與創新產業撥款,代表着特區政府對科技轉型的一次決定性承諾。雖然與美國聯邦政府或中國內地的 AI 投入規模相比,這個數字並不算天文數字,但對於一個人口僅 750 萬的城市經濟體而言,它所傳達的政策訊號極為清晰:香港不甘於僅僅做一個金融中心,它要成為亞太區 AI 創新的核心節點。
這筆百億撥款涵蓋了從基礎研究、應用開發、人才培育到算力基建的完整鏈條,顯示政府的思路已從零散的資助轉向系統性的生態建設。這種全方位的佈局思維,在香港的科技政策史上實屬罕見。
在這份預算案中,最具標誌性意義的項目莫過於撥款 10 億港元成立香港人工智能研發院(Hong Kong AI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nstitute,簡稱 AIRDI)。這個預計在 2026 年下半年啟用的全新研究機構,將是香港首個專門聚焦 AI 基礎研究與應用轉化的國家級研發平台。
AIRDI 的設立回應了香港 AI 發展長期以來的一個結構性缺陷:缺乏一個能夠統籌和整合全港 AI 研究力量的中央機構。過去,香港的 AI 研究分散在各大學的實驗室中,雖然個別研究團隊在特定領域取得了國際級的成果——例如香港大學在機器人世界模型、香港科技大學在自然語言處理方面的突破——但這種分散式的研究格局難以形成合力,更難以將實驗室成果轉化為商業應用。
根據預算案的描述,AIRDI 將肩負三重使命。第一,開展前沿 AI 基礎研究,特別是在大語言模型、多模態 AI、具身智能和 AI 安全等領域。第二,充當學術界與產業界之間的橋樑,加速研究成果的商業化。第三,作為國際合作的平台,吸引全球頂尖的 AI 研究人才到港工作和交流。
這三重使命的設計,明顯借鏡了國際上成功的 AI 研究機構模式。英國的 Alan Turing Institute、加拿大的 Mila(蒙特利爾學習算法研究所)、以及新加坡的 AI Singapore 計劃,都是將基礎研究、應用轉化和人才集聚三者結合的成功案例。AIRDI 能否複製這些機構的成功,取決於其治理架構的獨立性、研究方向的前瞻性,以及能否真正吸引到世界級的研究領軍人物。
「AIRDI 的成敗不在於它的預算規模,而在於它能否在香港建立一種新的研究文化——一種既追求學術卓越又重視產業落地、既根植本土又面向全球的 AI 研究範式。如果 AIRDI 只是另一個學術象牙塔或政府官僚機構,10 億港元的投入將付諸東流。」
預算案披露,30 億港元的 AI 補貼計劃已批准約 30 個研發申請,涵蓋大語言模型、新材料和生物醫學三大領域。這一數字本身值得細究:30 個項目分享 30 億港元,意味着每個項目平均獲得約 1 億港元(約 1,280 萬美元)的資助。以國際標準衡量,這個資助額度足以支撐一個中等規模的 AI 研發團隊運作兩到三年。
更值得關注的是獲批項目的領域分佈。大語言模型研究的入選,表明政府認識到基礎模型能力是整個 AI 生態的根基。然而,在 OpenAI、Anthropic、Google 和 DeepSeek 等巨頭已經在大語言模型領域投入了數十億美元的今天,香港的 LLM 研發團隊如何找到差異化的切入點?一個可能的方向是專注於粵語和繁體中文的語言模型優化,或者針對金融、法律、醫療等香港具有優勢的專業領域開發垂直模型。
新材料和生物醫學領域的 AI 應用,則更切合香港的實際需求。香港擁有世界級的醫學研究基礎設施和臨床數據資源,AI 輔助的藥物發現和精準醫療研究在這裡有着天然的土壤。新材料研究方面,AI 驅動的材料設計和模擬正在全球範圍內加速新材料的發現週期,香港在這一領域的投入有望與大灣區的先進製造業形成協同效應。
另一筆 30 億港元的前沿科技研究支援計劃,明確以吸引國際頂尖 AI 研究員到港大學為目標。這一計劃的出台,反映了政府對一個殘酷現實的清醒認識:在全球 AI 人才爭奪戰中,香港正面臨被邊緣化的風險。
根據多項國際調查,全球頂尖 AI 研究人才高度集中在美國(尤其是矽谷和東海岸的頂尖大學)、英國(倫敦和牛津劍橋三角)和中國內地(北京和上海)。新加坡近年來通過國立大學和南洋理工大學的積極招攬,以及優渥的科研環境和稅務優惠,成功吸引了一批國際 AI 學者。韓國首爾則依託三星、LG 等科技巨頭的產業支撐和 KAIST 等頂尖學府,建立了強勁的 AI 研究實力。
相比之下,香港雖然擁有多所世界排名前列的大學,但在 AI 研究領域的人才吸引力一直受到高昂生活成本、有限的產業應用場景,以及相對保守的學術晉升文化所制約。30 億港元的專項資金能否打破這些結構性障礙?關鍵在於這筆資金的使用方式——如果僅僅用來提供有競爭力的薪酬待遇,可能不足以與矽谷的科技巨頭或新加坡的全方位配套競爭;但如果能夠同時提供充足的研究自由度、一流的算力資源和順暢的產業合作通道,香港仍有機會吸引到那些尋求獨特研究環境的國際頂尖學者。
數碼港 AI 超算中心(AISC)的算力目標提升至 3,000 petaFLOPS,是這份預算案中最具技術含量的承諾。3,000 petaFLOPS 相當於每秒 3 百京次浮點運算——這個算力規模若能如期實現,將使數碼港 AISC 成為亞太區最大的 AI 超算設施之一,在全球範圍內也將位居前列。
算力是 AI 發展的硬基建。沒有充足的算力支撐,再優秀的研究團隊也難以訓練大規模模型或進行前沿實驗。過去,香港的 AI 研究人員常常需要依賴海外雲端服務或內地的超算資源,這不僅增加了成本,也帶來了數據安全和延遲方面的問題。AISC 的大幅擴容,有望從根本上解決本地算力短缺的瓶頸。
然而,算力建設不僅僅是購買 GPU 的問題。能源供應、散熱系統、網絡連接、數據中心的物理空間——這些都是在寸土寸金的香港建設大規模超算設施所面臨的現實挑戰。此外,3,000 petaFLOPS 的算力目標需要數以萬計的高端 GPU,在目前全球 AI 晶片供應仍然緊張、美國對華出口管制持續收緊的背景下,AISC 的晶片採購策略和供應鏈安全也值得密切關注。
「超算中心的價值不在於算力數字本身,而在於它能否成為一個開放的創新平台——讓初創企業、大學研究團隊和中小企業都能以合理的成本獲得世界級的算力資源。如果 AISC 僅僅服務於少數大型機構,那麼它對香港 AI 生態的推動作用將大打折扣。」
預算案中另一個常被忽視但極其重要的板塊,是 AI 教育方面合共超過 20 億港元的投入。這包括 20 億港元用於中小學及高等教育的數碼與 AI 課程建設,以及 5,000 萬港元用於全民 AI 素養推廣。
20 億港元的教育撥款,意味着香港計劃從根本上重塑其教育體系的數碼能力。這不僅僅是在學校增設幾門編程課那麼簡單,而是要將 AI 思維和數碼素養融入從小學到大學的整個教育鏈條。在全球範圍內,芬蘭、愛沙尼亞和新加坡已經在 K-12 階段系統性地引入 AI 和計算思維教育,並取得了顯著成效。香港這筆投入如果能夠借鏡這些國家的經驗,有望在未來十年培養出一代具備 AI 素養的年輕人才。
5,000 萬港元的 AI 素養推廣基金則面向更廣泛的公眾,旨在提升全社會對 AI 技術的理解和應用能力。在 AI 正在深刻改變各行各業的今天,公眾的 AI 素養不僅關乎個人的就業競爭力,也關乎社會對 AI 技術的信任和接受程度。一個對 AI 有基本理解的公眾群體,才能夠理性地參與 AI 政策的討論,並在 AI 帶來的機遇和風險之間做出明智的判斷。
預算案撥出 1 億港元用於政府服務的 AI 轉型,這個數字相對於其他板塊顯得格外謹慎——以香港政府的規模而言,可能僅夠支撐在入境處、稅務局等部門引入 AI 輔助客戶服務的試點項目。對比新加坡 Smart Nation 計劃在數碼政府方面的大規模投入,香港的初始撥款更像是試水而非全面轉型。不過,政府服務涉及大量個人數據和敏感信息,循序漸進的策略也並非全無道理,關鍵在於這 1 億港元能否產出成功的示範案例,為後續擴展奠定基礎。
與此同時,預算案宣佈成立的「人工智能及產業發展策略委員會」可能是所有措施中最被低估的一項。香港過去在科技政策方面的痼疾,是缺乏持續性的頂層設計——創新科技及工業局、數碼港、科學園、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各自推動 AI 項目,但跨部門協調並不總是順暢。新委員會如果能將 AIRDI、AI 補貼計劃、前沿科技研究支援、超算中心建設和教育改革整合為連貫的 AI 戰略,其價值將遠超任何一筆具體撥款。反之,若淪為象徵性的諮詢組織,碎片化的政策風險將持續存在。
新加坡一直是香港在科技政策領域最直接的競爭對手。自 2017 年推出 AI Singapore 計劃以來,新加坡已建立從基礎研究到產業應用的完整生態鏈,成功吸引 Google DeepMind 和 OpenAI 等巨頭設立研發中心。與新加坡相比,香港的優勢在於與中國內地的緊密聯繫——大灣區擁有全球最完整的電子製造業供應鏈和龐大的數據資源。如果 AIRDI 能有效整合香港的國際化學術資源與大灣區的產業資源,便有機會走出一條獨特的道路。
韓國方面,政府 2025-2030 年 AI 國家戰略投入超過 100 億美元,三星電子和 SK Hynix 在 AI 晶片領域的全球領導地位提供了強大的產業後盾。然而,首爾的 AI 生態高度依賴大型財閥,中小企業和初創公司參與度較低。香港的多元化經濟結構和活躍的創業文化,在這方面反而具有一定優勢。
在更宏觀的層面上,香港的 AI 投入正處於全球 AI 軍備競賽急劇升溫的大背景之下。美國科技巨頭在 2026 年的 AI 資本支出預計將合計超過 6,000 億美元。中國內地正在全力推進 AI 自主可控戰略,從晶片製造到基礎模型開發,全面降低對外部技術的依賴。歐盟也在加大 AI 投入,試圖在美中兩強之間建立歐洲的 AI 主權。
在這場全球競賽中,香港的 100 億港元投入在絕對金額上無法與大國相提並論。但香港的真正機遇,在於發揮其作為「超級聯繫人」的獨特角色——連接中國內地的 AI 技術生態與國際市場,為全球 AI 企業提供一個進入大灣區的門戶,同時為中國 AI 企業提供一個走向世界的跳板。智譜 AI 和 MiniMax 近期在港交所的成功上市,已經證明了這一定位的可行性。
在肯定預算案的雄心之餘,也必須正視幾個關鍵挑戰。首先是執行風險——香港在科技政策方面有着「宣佈容易、落實困難」的歷史,從早年的「數碼 21」策略到智慧城市藍圖,不少宏大願景未能完全實現。AIRDI 能否如期啟用、算力能否達標、資助項目能否產出國際級成果,都需要強大的執行力和持續的政治承諾。
其次是人才短缺。即使資金和算力充足,如果缺乏 AI 人才,投入可能事倍功半。香港每年的 AI 相關學科畢業生有限,不少優秀人才被矽谷和新加坡的高薪機會吸引。第三是地緣政治風險——美國對華科技出口管制持續收緊,可能影響香港獲取高端 AI 晶片的能力,AISC 的算力擴展若受晶片供應制約,3,000 petaFLOPS 目標可能面臨延遲。
2026-27 年度財政預算案的 100 億港元 AI 與創新撥款,是香港在全球 AI 浪潮中一次重要的「入場押注」。它不能保證香港一定能在 AI 競賽中脫穎而出,但至少確保了香港不會被排除在這場改變人類未來的技術革命之外。AIRDI 研發院的成立、超算中心的擴建、人才引進計劃的啟動、教育體系的數碼化轉型——這些舉措共同構成了一個相對完整的 AI 發展框架。但框架本身只是起點,真正的考驗在於執行和持續投入。政府需要建立靈活的評估和調整機制,確保資源配置始終跟上技術和市場的最新發展。
香港的百億 AI 投資不應被視為一次性的政策行為,而應被看作一個持續承諾的開端。在全球 AI 競賽中,決定勝負的不是起步的速度,而是長跑的耐力。香港能否將這份預算案的雄心轉化為切實的創新成果,不僅取決於資金的多寡,更取決於制度的靈活性、人才的厚度和生態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