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man 與 Amodei 拒絕牽手：印度 AI 峰會上的尷尬瞬間折射行業深層裂痕

2026 年 2 月 19 日，印度 AI 影響力峰會（AI Impact Summit）進入高潮日程。印度總理莫迪邀請出席峰會的全球科技領袖登上舞台，希望他們在鏡頭前手拉手，展示全球 AI 產業團結合作的姿態。這本應是一個象徵性的外交時刻——然而，恰恰是這個精心設計的畫面，意外地成為了 2026 年 AI 行業最具戲劇性的瞬間。

當鏡頭掃過這排科技巨頭時，絕大多數高管都配合地伸出雙手，與左右兩邊的人握手或牽手。然而，站在彼此旁邊的 OpenAI CEO Sam Altman 和 Anthropic CEO Dario Amodei 卻做出了截然不同的選擇：兩人不約而同地舉起了拳頭，刻意保持距離，拒絕握手。這個畫面被無數攝影鏡頭捕捉，在數小時內傳遍全球社交媒體，觀看量迅速突破數千萬次。

「我不知道當時在發生什麼。」——Sam Altman 事後回應

Altman 事後聲稱自己「不知道當時在發生什麼」，但幾乎沒有人相信這個解釋。在場的其他高管——包括 Google 的 Sundar Pichai、NVIDIA 的黃仁勳——都理解了莫迪的意圖並配合行事。Altman 的說辭更像是一種策略性的淡化處理，試圖將一個充滿象徵意義的對抗瞬間重新框架為一場誤解。但社交媒體上的觀眾已經做出了自己的解讀：這是 AI 行業兩大對手之間裂痕的公開展示。

從兄弟到死敵：Altman 與 Amodei 的恩怨史

要理解印度峰會上的這一幕，必須追溯 Altman 與 Amodei 之間複雜而痛苦的歷史。Dario Amodei 曾是 OpenAI 的研究副總裁，是公司的核心技術骨幹之一。2020 年末至 2021 年初，Amodei 連同他的妹妹 Daniela Amodei 以及多位 OpenAI 資深研究員，因為與 Altman 在 AI 安全方向和公司治理上的深刻分歧，集體離開 OpenAI，創立了 Anthropic。

這場分裂的核心矛盾在於：Amodei 認為 OpenAI 在追求商業化和模型能力的過程中，對安全研究的投入和重視程度遠遠不夠。他主張 AI 公司應當將「安全」置於「能力」之上，而非在商業壓力下不斷妥協。從 Altman 的角度看，Amodei 的離開不僅帶走了一批頂尖人才，更是對 OpenAI 路線的公開否定——這在矽谷的敘事場域中，無異於一種道德譴責。

在此後的數年裏，兩家公司雖然在產品上直接競爭，但雙方的創始人在公開場合大多維持着表面的禮貌。然而，2026 年初的一系列事件，讓這種表面和平徹底崩塌。

超級碗廣告：宣戰的號角

兩人關係的急劇惡化始於 2026 年 2 月初的一連串事件。首先，OpenAI 正式宣布在 ChatGPT 中引入廣告，將 AI 助手的商業模式從純訂閱制拓展到廣告收入。這是一個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商業決策，標誌着全球最大的 AI 助手平台開始走上與 Google 搜索類似的廣告變現之路。

Anthropic 的回應來得迅速且猛烈。在第 60 屆超級碗期間，Anthropic 投放了四支製作精良的諷刺廣告，以「欺騙」、「背叛」、「陰謀」、「侵犯」為題，用誇張的電影手法描繪 AI 助手在回覆中植入廣告的荒誕場景。每支廣告都以同一句標語結尾：「Ads are coming to AI. But not to Claude.」（廣告正在入侵 AI。但不會入侵 Claude。）

這些廣告在商業上取得了巨大成功——Claude 的下載量暴增超過 340%，品牌知名度飆升。但它們也徹底激怒了 Altman。在超級碗後的幾天裏，Altman 在社交媒體上罕見地對 Anthropic 發動了密集的言辭攻擊。他首先將超級碗廣告稱為「具有欺騙性的」（deceptive），隨後進一步升級措辭，直接稱 Anthropic 為「不誠實的」（dishonest），甚至使用了「具有威權主義傾向的」（authoritarian）這一極為嚴厲的形容詞。

「不誠實」與「威權主義」：Altman 的指控

Altman 的「不誠實」指控有其邏輯脈絡。他的論點大致是：Anthropic 將自己包裝成 AI 安全的衛士，但實際上在追求商業利益方面與 OpenAI 並無本質區別。Anthropic 之所以能夠承諾「永不投放廣告」，是因為它剛剛完成了 300 億美元的巨額融資，有足夠的資金支撐短期內的「純潔」姿態。但如果有一天這些風投資金耗盡，Anthropic 是否還能堅持這個承諾？

更耐人尋味的是「威權主義」這個標籤。在 AI 行業的語境中，這個詞的含義是多層的。一方面，Altman 可能在暗指 Anthropic 對 Claude 施加了過於嚴格的行為限制——Claude 在某些場景下的回絕率確實比 ChatGPT 更高，部分開發者社群對此有所不滿。另一方面，這個詞也可能是對 Anthropic 在 AI 安全問題上「居高臨下」態度的反擊——Anthropic 長期以來暗示其他 AI 公司在安全問題上做得不夠，這種道德優越感在 Altman 看來就是一種「威權」。

無論如何，「不誠實」和「威權主義」這兩個詞的使用，標誌着兩位 CEO 之間的對抗已經從產品和商業競爭，升級到了人格和價值觀層面的攻擊。這在矽谷的 CEO 之間是極為罕見的——即使是最激烈的商業競爭對手，通常也會在公開場合維持基本的體面。

印度：新的戰場

印度 AI 影響力峰會上的「拒絕牽手」事件，之所以格外引人注目，不僅因為其戲劇性，更因為它發生在一個具有深刻戰略意義的場合。印度正在成為全球 AI 公司最重要的新興市場之一，而 OpenAI 和 Anthropic 都在峰會期間宣布了各自的印度擴張計劃。

OpenAI 宣布與印度最大的 IT 服務公司 Tata Consultancy Services（TCS）建立戰略合作夥伴關係。TCS 在全球擁有超過 60 萬名員工，服務於全球財富 500 強中的大量企業。這一合作意味着 ChatGPT 和 OpenAI 的企業級產品將通過 TCS 龐大的客戶網絡和實施能力，深度滲透到全球企業的 IT 基礎設施中。

Anthropic 則選擇了 Infosys 作為其印度戰略夥伴。Infosys 是印度第二大 IT 服務公司，同樣擁有遍佈全球的企業客戶網絡。這一合作將使 Claude 通過 Infosys 的諮詢和實施渠道，進入大量跨國企業的工作流程。

OpenAI 與 TCS、Anthropic 與 Infosys——兩家 AI 公司不約而同地選擇了印度最大的兩家 IT 服務巨頭作為合作夥伴，這場「代理人戰爭」的對稱性令人矚目。

為什麼是印度？

兩家公司同時在印度峰會上宣布擴張計劃，反映了幾個關鍵的市場邏輯。首先，印度擁有 14 億人口和快速增長的數碼經濟，是全球最大的未被充分開發的 AI 消費市場。其次，印度的 IT 服務業是全球科技產業鏈中不可或缺的一環——通過與 TCS 和 Infosys 合作，AI 公司可以借助它們的通道觸及全球企業客戶，而不僅僅是印度本土市場。第三，印度政府對 AI 技術持積極態度，其「整合能力」而非「前沿領先」的戰略定位，為外國 AI 公司提供了友好的營商環境。

然而，兩家公司選擇在同一場合、幾乎同時宣布各自的印度擴張計劃，也為這場競爭增添了新的緊張感。在峰會的走廊和社交場合中，Altman 和 Amodei 的團隊不可避免地需要面對彼此。最終，舞台上的那一幕，將這種張力以最直觀的方式呈現在了全世界面前。

雙重敘事：安全 vs. 商業化的根本分歧

Altman 與 Amodei 的衝突，表面上是兩家公司之間的商業競爭，但其深層根源在於兩種截然不同的 AI 發展哲學之間的張力。

Altman 代表的是一種「務實主義」路線：AI 公司需要找到可持續的商業模式才能繼續投資於研發和安全。廣告收入是全球最成熟的數碼商業模式之一，Google、Meta 等科技巨頭都是靠廣告建立起了萬億美元的帝國。如果廣告可以幫助 ChatGPT 為更多用戶提供免費或低成本的 AI 服務，同時為 OpenAI 帶來可持續的收入，那為什麼不做？

Amodei 代表的則是一種「純粹主義」路線：AI 助手與用戶之間的關係應該是純淨的，不應該被第三方的商業利益所污染。當一個 AI 助手的收入來源是廣告商而非用戶時，它的回覆就不可避免地會受到商業利益的影響——即使這種影響是微妙的、難以察覺的。Anthropic 的訂閱制模式確保了 Claude 的利益與用戶利益保持一致。

這場辯論觸及了一個更深層的問題：AI 助手究竟是一種「工具」還是一種「關係」？如果只是工具，那麼像任何其他商業工具一樣，通過廣告補貼成本是完全合理的。但如果 AI 助手正在演變成人們日常生活中的「信任顧問」——人們向它尋求醫療建議、財務決策、職業規劃——那麼在這種關係中植入廣告的倫理問題就變得嚴肅得多。

各說各話的困境

問題在於，雙方的論點都有其合理性，但也都有其盲點。Altman 的批評有一定道理：Anthropic 目前的「無廣告」承諾，很大程度上是由 300 億美元的風投資金所支撐的。如果 Anthropic 的收入增長無法滿足其研發支出，這個承諾的可持續性就會受到考驗。科技行業的歷史上，類似的承諾被打破的案例不在少數——Google 早期也曾暗示永遠不會讓廣告干擾搜索結果的公正性。

但 Amodei 的立場同樣有力：廣告模式一旦啟動，就會產生自我強化的激勵機制。廣告收入的增長依賴於用戶注意力和互動時間的最大化，這與 AI 助手「高效解決用戶問題」的核心價值存在結構性矛盾。一個靠廣告賺錢的 AI 助手，最終可能會被激勵去延長對話時間、增加不必要的互動，而非以最直接的方式回答用戶的問題。

對 AI 行業的深遠影響

Altman 與 Amodei 的公開對抗，對整個 AI 行業的格局和發展方向具有深遠的影響。

行業極化加速

兩位最有影響力的 AI CEO 之間的裂痕公開化，正在迫使整個行業「選邊站」。開發者、企業客戶、投資者和政策制定者，都將面臨一個越來越難以迴避的選擇：你是站在「廣告驅動、追求規模」的陣營，還是站在「訂閱驅動、追求純淨」的陣營？這種極化可能會加速 AI 生態系統的分裂，形成兩個越來越難以兼容的陣營。

IPO 前的品牌戰爭

這場對抗也必須放在兩家公司都在積極籌備 IPO 的背景下來理解。對於即將上市的公司，公眾認知和品牌形象直接影響估值和首日表現。Altman 和 Amodei 的每一次公開發言、每一個外交場合的舉動，都是在向潛在投資者傳遞信號。Altman 將 Anthropic 描繪為「不誠實」的，是在提醒投資者不要被 Anthropic 的「安全」敘事所迷惑。Amodei 拒絕牽手的姿態，則是在向投資者展示 Anthropic 的獨立性和原則堅持。

第三方的機會

值得注意的是，當兩個最大的玩家公開交惡時，第三方往往會受益。Google（Gemini）、Meta（Llama）等擁有自己 AI 模型的公司，可以借助 OpenAI-Anthropic 對抗所造成的市場不確定性，吸引那些希望避免「選邊站」的企業客戶。對於開源 AI 社群而言，這場閉源巨頭之間的內鬥，更是推廣開源替代方案的絕佳時機。

對香港的影響與啟示

Altman-Amodei 衝突的公開化，以及兩家公司同時向印度擴張，對香港的科技政策和企業決策有着直接的參考價值。

企業 AI 採購的戰略考量

對於正在評估 AI 工具的香港企業而言，OpenAI 與 Anthropic 之間的商業模式分歧不再只是理論問題。如果你的企業選擇了 ChatGPT 作為核心 AI 工具，你需要考慮廣告模式可能對回覆品質和客觀性帶來的長期影響。如果你選擇了 Claude，你需要評估 Anthropic 的「無廣告」承諾在長期內的可持續性。在香港的金融、法律和醫療等專業服務領域，AI 回覆的中立性和可信度是一個不容忽視的核心考量。

印度擴張模式對香港的啟示

兩家公司與 TCS 和 Infosys 的合作模式——通過本地 IT 服務巨頭來觸及企業客戶——為香港提供了一個值得思考的參照。香港雖然市場規模遠小於印度，但作為大灣區的國際化橋頭堡，同樣可以成為 AI 公司進入中國和東南亞市場的戰略通道。香港的 IT 服務和諮詢公司是否能扮演類似 TCS/Infosys 的角色，成為全球 AI 公司在亞太地區的實施夥伴？

多元化的重要性

在 AI 行業的兩大巨頭公開對抗的背景下，香港企業和政府機構在 AI 採購中應當更加注重供應商的多元化。過度依賴任何單一 AI 供應商都存在風險——不僅是技術風險，還包括商業模式變化帶來的風險。建立多供應商的 AI 策略，保持在不同平台之間切換的靈活性，是一個審慎的選擇。

此外，香港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和數碼港應密切關注全球 AI 公司的擴張動態。OpenAI 和 Anthropic 正在通過印度峰會積極拓展新興市場版圖，香港是否也在它們的亞太地區擴張路線圖上？如果是，香港應該如何爭取更有利的合作條件和技術落地支持？

展望：對抗還是和解？

Altman 與 Amodei 的「拒絕牽手」事件，是 AI 行業競爭進入新階段的一個強烈信號。從技術競爭到品牌戰爭，再到個人層面的公開對抗，這場對峙的烈度正在持續升級。

短期內，和解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兩家公司正處於 IPO 前的關鍵衝刺階段，任何被視為「示弱」的舉動都可能被市場解讀為不利信號。更何況，這場對抗本身已經成為了兩家公司品牌敘事的一部分——OpenAI 是「務實的創新者」，Anthropic 是「有原則的挑戰者」。放棄這種對立的敘事，反而會讓各自的品牌定位失去鮮明度。

然而，從長遠來看，行業領袖之間的持續對抗對 AI 產業的整體發展未必是好事。當行業的兩位最有影響力的 CEO 把精力耗費在相互攻擊上時，留給思考 AI 真正重要問題——安全、對齊、社會影響——的注意力就會減少。莫迪在印度峰會上希望科技領袖們攜手展示團結，這個願望或許天真，但其背後的邏輯並非沒有道理：在 AI 技術飛速發展的今天，行業領袖們需要的是合作解決共同挑戰，而不是在舞台上互相較勁。

但至少在 2026 年的今天，那兩隻拒絕牽在一起的手，或許比任何峰會宣言都更真實地描繪了 AI 行業的現狀。